你真的不喜歡“樂隊的夏天”？那可不一定

其實綜藝並不是一個可怕的東西，可怕的是你把綜藝當作一個可怕的東西。

《樂隊的夏天》開播以來，有人叫好，但也有人說這個節目好討厭。於是我就幹了一件更“討厭”的事，在朋友圈裡問那些不喜歡《樂隊的夏天》的人，到底是因為什麽？得到的答案有很多，都特別理直氣壯，可是仔細一想，卻又不一定。

有些人最初的質疑來自《樂隊的夏天》製作團隊，說一個做辯論節目《奇葩說》的團隊，怎麽能懂樂隊呢？怎麽能做好一個樂隊的節目呢？但，不一定。

有時候我們覺得娛樂工業和樂隊文化在一起碰撞的時候，是個特別矛盾的事。的確，我們最初接觸到搖滾樂會有這樣的誤會，覺得既然都喜歡搖滾樂了，就不能再看《快樂大本營》了，那樣就太不酷了。但是漸漸地，多知道了一些外國搖滾明星的故事之後，才發現，每個深愛過的搖滾明星都上過綜藝節目，比如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裡的皇后樂隊，他們就上了BBC的綜藝節目《Top of the Pop》，而且還被要求假唱。但是《樂隊的夏天》沒有要求樂隊假唱。

還有人在探討，樂隊這種小眾文化面對大眾傳播渠道時的可能性和價值。樂隊文化和大眾還是小眾這件事沒有關係，樂隊文化是青年文化，青年人不光可以打籃球，不光可以跳街舞，還可以去拿起吉他貝斯鼓，然後組建一個自己的樂隊。

馮唐寫過一本書叫《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這是許多男孩在青年時期的訴求，對應起來，女孩也一樣，也希望在十八歲甚至更早的時候，收獲自己的寶藏男孩。同樣的道理，為什麽十八歲的時候，不能給自己一個樂隊呢？

樂隊不僅僅是搖滾樂，樂隊是青年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只是許多人還沒有發現而已。雖然不應該去對比，但樂隊文化總比窩在網咖裡煙霧繚繞晝夜沉迷要健康許多。

這個節目考慮到了多個閱聽人層面，一種是那些自己覺得自己對搖滾樂特別了解的人，一種是那種分不清搖滾流行而且自知對樂隊文化知之甚少的人，所以在這個節目裡面每個嘉賓扮演了相對應的角色。

“超級樂迷”裡最有爭議的就是馬東，他顯得什麽都不懂，而且自嘲“音癡”——音樂白癡。我問過他，他說他自己平時主要聽的就是郭德綱和巴赫，聽過樂隊音樂，但不知道什麽叫朋克，微信裡也沒有彭磊（新褲子樂隊主唱）。於是才會在節目當中問了那些特別“傻”的問題，恰恰也是許多樂隊“小白”的問題。所以馬東的存在特別必要，讓那些覺得樂隊門檻特高的人發現，其實喜歡樂隊不需要門檻。

還有很多人質疑，這個節目裡面有很多的廣告商業植入，覺得這怎麽能是樂隊想要的東西呢？他們覺得樂隊的人肯定拒絕商業。其實樂隊是最不拒絕商業的，他們都希望自己的商演能多一些，這樣過得好一些，不用再靠女朋友活著，靠爸媽活著。

還有人對練習生樂隊Bong Bong和VOGUE 5感到不適，覺得這種安排就是為了流量，還能夠造成反差和戲劇性“笑果”，讓看節目的人覺得樂隊比那些練習生更厲害。其實我覺得那兩個練習生樂隊都挺不錯的，尤其是VOGUE 5，他們代表了新生代年輕人積極蓬勃向上的信念。唐朝、黑豹那撥樂隊是在那個年代成長起來的，但今天的年輕人和他們成長的環境不一樣。

有人爭論類似Bong Bong這種練習生不是樂隊。其實廣義來講，他們也是樂隊，只不過他們經常會被叫作偶像團體。可能樂隊的人不太會跳舞，他們挺會跳舞的；他們不太會玩樂器，樂隊的人顯得更會玩樂器。但是樂隊的基礎不在於具體是什麽形式，而是在於團隊本身。兩個人可以是樂隊，二十個人也可以是，他們彼此都一樣，都是玩音樂的團隊。

這兩個樂隊表現出來的東西，正是今天很多玩樂隊的年輕人身上的特點，他們沒有沉重的包袱，有的是陽光、快樂、燦爛，還有美好的明天。

樂隊文化在我們這片土壤上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從1980年代中期一直到現在，每代年輕人都組建了他們自己的樂隊，唱著屬於他們自己的內心。

中國搖滾樂的發展歷史，很多人是用出版的歷史去計算的。比如崔健出專輯比較早，所以他就被封為了中國搖滾教父。參加節目的“面孔”的第一首歌發表在1991年的《中國火》合輯裡面，於是他們就被認為是一個老的樂隊。相比之下，“清醒”樂隊的第一首單曲發表在1994年的《搖滾94》合輯裡面，於是他們就被認為比較新。但這兩支樂隊的組建時間其實是同一年，甚至後發表單曲的“清醒”比“面孔”還早組建了幾個月。

還有人說“面孔”是一個中年樂隊，他們玩的都是老派的音樂。在我看來不是，他們只是一直停留在年輕時代。“面孔”樂隊的首張專輯在1995年發表，他們特別時尚，貝斯手歐洋因為私事去了英國，看到了“憤怒反對機器”樂隊的演出，後來帶回了一張那個樂隊的專輯，按照那種感覺寫出一首歌叫《我需要》，那是我們這邊的第一首新金屬歌曲。幾年之後“痛仰”樂隊組建，他們通過打口磁帶的渠道聽到了“憤怒反對機器”樂隊，然後把那種風格做了一整張專輯，於是在很多人眼裡“痛仰”成為中國最早的新金屬樂隊。

當然，我不是一味地給《樂隊的夏天》叫好，這個節目帶來的很多正面效應，也寫滿了“不一定”。節目能給樂隊帶來他們的“春天”，這件事還說不好，光靠一個節目，是難以成就的。

我記得白岩松曾經提交一個提案，說是讓那些正在消失的書報亭變成文化亭，在那上面貼上這個城市各個演出文化場所的海報。讓青年人知道不僅僅能去網咖，不僅僅能去酒吧，還可以去Live House看演出，選擇另外一種方式，走過青春年華。

文|王碩

本文刊載於《北京青年報》2019年7月5日C1版《藝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