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確診5例到將近20萬例，美國為何錯過黃金防控期？

美國為何錯過黃金防控期？

本刊記者/彭丹妮

發於2020.4.6總第942期《中國新聞周刊》

儘管醫院已經擠滿了新冠病人，在美國紐約市，許多無法收治的病人依然被扔在了家裡，一天超過7000個求救來電讓這座超級城市的911急救系統難以應對——這個數字創下了“9·11”恐襲事件後的新高。急診科的醫生們每天做著生死攸關的選擇：收治誰，放棄誰，而他們多數情況下沒有穿戴符合標準的防護設備。“如果我們看到美國超過10萬人死於新冠，我不會感到意外。”美國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奇說。

截至台灣時間3月31日，美國確診新冠感染者超過16萬人，成為全球新冠確診感染者人數最多的國家（編者注：據新華社消息，截至台灣時間4月1日8時，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升至188172例）。但在兩個月前的1月29日，這一數字僅為5例。當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前醫學和生物防禦政策主管波裡奧與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前局長斯科特·戈特利布，正在敦促美國政府“現在就采取行動來阻止新冠在美國的大流行”，尤其是與私營企業合作，開發快速簡便的診斷試劑。

2018年，川普撤銷了此前奧巴馬政府在埃博拉疫情應對中設立的流行病應對指揮系統。由於該機構的關閉，作為這個指揮系統的成員之一的波裡奧，她的這些警告不再吹進總統川普的耳朵裡，而只能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

這篇文章開篇寫道，在中國肆虐的新冠病毒的一些特點，顯示它非常難以控制。如果公共衛生部門不盡快阻斷它的傳播，那麽全球數以萬計的人將感染……好消息是：美國依然有機會阻止這樣殘酷局面的發生。但後來疫情的發展表明，美國並未抓住這個窗口。

錯失的機會

1月下旬，美國首例確診新冠肺炎病例出現在西雅圖的傳染病專家、華盛頓大學助理教授海倫·朱所在的地區。幾個月來，作為西雅圖流感研究項目的一部分，她和一組研究人員一直在整個西雅圖普吉特海灣地區出現症狀的居民中采集鼻拭子，因此，只要該研究項目能夠得到新冠檢測的許可，就能監測該地區新冠病毒的流行狀況。

然而，根據《紐約時報》報導，儘管海倫·朱、華盛頓州流行病學家史考特·林德奎斯特，以及資助了該流感實驗室的前疾控中心高級官員史考特·道威爾等人做出多番努力，包括向CDC致信要求得到新冠檢測許可，他們卻多次遭到回絕，原因包括繁瑣的監管程序、對患者隱私的保護等等。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下屬國家過敏和傳染性疾病研究所（NIAID）所長安東尼·福奇一直是政府公共衛生前線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也是此次川普政府的新冠特遣小組成員。在《科學》雜誌3月22日對他的電話採訪中，他被問及大流行準備計劃在此疫情中為何失靈，他說，只有等到事情結束的時候，重新複盤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他同時也表示，“顯然，一個明確需要重新審視的問題是檢測：為什麽我們不能調動起來更大規模的檢測？”

《大西洋月刊》則直接寫道，“美國新冠應對中的每一個缺陷幾乎都有同一個來源：沒有開展足夠的新冠病毒測試。”

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在1月10日發布後，疾控中心的第一項工作就是開發診斷測試方法。“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能看到這東西。”美國疾控中心（CDC）主任雷德菲爾德說。1月20日，美國CDC已經開發了自己的試劑盒，並用它來發現了次日出現的美國第一例感染者。

試劑盒研發好之後，FDA批準它的使用就耗時一周半。2月5日開始，美國CDC向各州和地方衛生實驗室發送檢測試劑盒，但到了2月12日，CDC發現，由於其中一個試劑組件出了問題，好幾個實驗室在驗證測試結果時遇到了困難。“CDC快速的試劑盒研發，最終卻因交付有缺陷的檢測套件而不幸地告終，原因我並不完全理解。在他們試圖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我們損失了大約三周的時間。”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柯林斯接受媒體時指出。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流行病學資深終身教授張作風解釋，美國的試劑盒和中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的不太一樣，它通過測定新冠病毒的三個基因來確診，但因為生產和測試過程容易受到汙染，其中一個基因容易產生混淆結果，CDC於是將這個組件去掉，采取兩個基因進行檢測，但是最終仍需CDC確診。這種試劑盒的初衷本來是希望檢測結果更準確，然而卻貽誤了早期的寶貴時機。

CDC承諾在幾天內分發新試劑盒，但問題持續了兩周多。在此期間，只有5個州的實驗室能夠進行檢測，後來先後成為美國新冠“震中”的華盛頓和紐約並不在其中。許多地方實驗室試著自己開展檢測，然而卻被FDA繁瑣的程序束縛住了手腳，儘管FDA一再放寬規定，但還是趕不上新冠病毒傳播的速度。

起初，每個臨床檢測盒都需要FDA批準才能使用。儘管私人和大學的臨床實驗室通常有自行開發檢測手段的自由，但是他們很多人都抱怨審批過程十分繁瑣。據《紐約時報》報導，史丹佛大學早在2月之前就已經開發了可以使用的檢測試劑盒，但直到3月初，當FDA局長史蒂芬·哈恩終於放鬆審批規則時，他們的臨床實驗室才可以開始進行檢測。

2月24日，美國公共衛生實驗室協會的首席執行官史考特·貝克爾向FDA局長哈恩要求使用自由裁量權，允許一些州和地方公共衛生實驗室自行進行病毒檢測。“我們認識到全球新冠疫情現狀的嚴重性，希望在美國有更大的檢測能力，以進行患者診斷和監測。”

《科學》雜誌2月28日的文章批評，中國每周可以進行多達160萬次病毒檢測，而韓國當時也已經對6.5萬餘人進行了病毒檢測。相比之下，美國CDC自疫情開始以來隻做了459次檢測。這一天，美國的確診病例數僅為16人。而有流行病學家利用模型估計，僅西雅圖地區，從1月15日至3月1日，已有80至1500個人感染新冠病毒。

因為檢測能力有限，所以CDC為檢測設置了非常嚴苛的標準。“只允許有中國旅行史或與感染者有密切接觸的人進行檢測，這導致了病毒在西雅圖地區的社區傳播。”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副教授張洪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值得關注的是檢測標準的變化，”位於華盛頓州柯克蘭市一家公立醫院的傳染病專家弗朗西斯·裡多說，華盛頓醫院裡檢測陽性的病人只是“冰山一角”，因為只有最嚴重的病人接受了檢測。柯克蘭市暴發了全美早期最嚴重的集中感染——截至3月8日美國出現的17例死亡病例中，就有14例與這裡一家老年人護理中心有關。

海倫·朱的同事、華盛頓大學流行病學系教授賈裡德·拜特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海倫·朱的實驗室，還有一個青少年2月28日被確診。當日晚間，華盛頓州衛生當局公布了這名青少年感染者的情況：他近期沒有出國旅行史，也沒有與新冠確診者接觸過，這意味著該州出現了第一起社區傳播。而這個病例是海倫·朱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自行開展檢測發現的。

這個樣本被同在西雅圖流感研究項目的另一個專家、華盛頓大學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科學家特雷弗·貝德福德用來進行病毒基因分析。3月1日，特雷弗·貝德福德發現，將確診的青少年與美國首例感染者的病毒基因排序加以比較後發現，兩宗病例的病毒基因類似，暗示新冠病毒可能在該州已經擴散長達6個星期而未被覺察。

賈裡德·拜特恩說，這個研究是西雅圖地區決定整合公共衛生和醫療資源以減輕當地新冠疫情影響的關鍵信息。同樣3月1日這天，FDA宣布將允許數百個實驗室開展新冠檢測。

張作風指出，在疫情開始的6至8個星期當中，CDC的作用很大，然而該機構制定了很高的檢測門檻，限制了檢測開展。再加上川普把新冠比作超級感冒，從總統到政府機構，因為麻痹大意導致的延緩大約有兩個月時間。

遲來的轉向

而在檢測遲遲滯後的這段時間，美國的防控措施主要放在對輸入型病例的管理上。1月31日白宮發布的總統公告明確，除了美國公民及其直系血親，凡是其他在過去14天內曾有中國旅行史的非美國國籍人士，自美東時間2月2日17時起，將被暫時禁止入境美國，即便入境的美國公民，亦需接受不同程度的篩查和隔離。在美國20個入境口岸，CDC設立了醫學檢查站。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托馬斯·博爾基3月20日發表的文章發現，疫情期間，在88個對中國實施各種形式的旅行限制的國家和地區中，這些措施沒能阻止新冠的大流行，但推遲了新冠的傳播，尤其是在那些利用這段時間來減少病毒社區傳播的國家。

托馬斯·博爾基的同事、同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的黃嚴忠說，美國的這些邊境防控措施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因為不像新加坡那樣，輔以其他關鍵的措施，包括檢測和隔離。他的一個朋友2月10日左右從中國入境美國，沒有進行檢測，而是讓他自己在家隔離14天，對他的密切接觸者也沒有相應措施。

波裡奧等人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亦指出，2009年H1N1流感的一個教訓就是，邊境篩查最多只能贏得疫情應對的時間。尤其是一些攜帶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旅行時沒有症狀，無法在篩查中被發現。

但即便是這個措施，美國也並未執行得很徹底。張洪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美國早期防疫中的另一個漏洞是，在伊朗和一些歐洲國家暴發疫情後，沒有像1月底對待自中國入境的人員那樣，第一時間就對來自這些國家的人們進行強製隔離，在後來采取行動後，隔離力度也不夠。美國2月29日才宣布，禁止在過去14天內有伊朗旅行史的任何外國公民入境，還將對來自意大利和韓國的旅客進行篩查。當時這三個國家的確診人數分別為593人、2931人和1128人。

2月26日，CDC宣布美國出現社區傳播這天，該機構警告，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經歷社區傳播，企圖在邊境成功遏製新冠病毒變得越來越困難。CDC國家免疫與呼吸疾病中心主任梅森尼爾表示，“最終，我們預期美國會出現社區傳播。問題不在於這種情況是否會發生，而是何時會發生，以及這個國家有多少人會因此病情危重。”

川普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幾天之內，病例數量將降至接近零。我們已經做得很好了。”依據特雷弗·貝德福德的預測模型，當時美國大約有7640人實際感染了。3月中旬之前，川普總是釋放出樂觀的信號，並將高級公衛官員和科學家們的警告按壓下去。

2月29日，美國出現第一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美國在經歷了2008年以來股市表現最糟糕的一周後，川普在當天試圖讓公眾保持冷靜，並呼籲“媒體、政客和其他相關人士不要做任何事情來煽動恐慌，因為根本沒有理由恐慌。”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專家、布萊根婦女醫院邁克·米納醫生在接受《紐約客》採訪中指出，我們需要總統把美國人民福祉置於再次贏得選舉之上，而這需要公開的討論和準確的信息，不是假裝嚴重的威脅不存在，生活一如既往。“沒有一個來自白宮的明確信號，人們會繼續參加大型活動，認為病毒只會傷害80歲以上的老人，而且不會改變自己的行為來減緩病毒的傳播。”

黃嚴忠認為，早期CDC和FDA這樣的專業機構對新冠病毒的嚴重性認識不足，而總統也希望不要把問題說得太嚴重，否則會對經濟造成影響，從而不利於選情。這些因素就直接使得美國在初期沒有采取積極的圍堵措施。減緩，成了疫情大流行後留給美國的唯一選擇。

“如果回看當時的時間表，會發現川普和很多政治家都在忙著為選舉準備。”張洪濤說。但是一些事情改變了政府的態度，包括西雅圖的新冠死亡人數，以及股票市場的衝擊，使得人們意識到，新冠疫情不再只是中國面臨的問題。從3月9日到18日的十天裡，美股觸發了四次熔斷機制，一次次創造歷史紀錄，3月11日，新冠疫情經評估被世界衛生組織定性為“全球大流行”。

美國東部時間3月13日下午，川普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被認為是美國轉向積極防疫的標誌。黃嚴忠指出，驅動美國轉變的原因首先是疫情本身越來越嚴重，其次是來自媒體、公眾以及共和黨內的輿論壓力。

在西雅圖，特雷弗·貝德福德基於病毒基因分析和流行病學預測，認為3月1日的西雅圖，就像1月1日的武漢，如果不加以控制，疫情將無聲暴發。次日，他便開始推動當地官員立即頒布和實施限制社交距離的措施。

賈裡德·拜特恩認為，美國能夠實現這種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依據公共衛生和科學證據做出響應——在信息的實時更新中，讓公衛專家來解讀這些信息，地方公衛部門做出能起作用的改變。一個例子是海倫·朱、特雷弗·貝德福德等人的早期努力，使得西雅圖頒布關閉學校、建議居家庇護等措施，他所在的華盛頓大學醫學中心也早早開始做好床位、人員和防護設備的準備，儘管當時確診病例不多。

在白宮，安東尼·福奇面對的是一個“不可預測”的總統，他常常說出一些與科學事實相左的發言，比如聲稱疫苗幾個月就可以使用了。作為帶領美國新冠疫苗研發的頂尖傳染病專家，雖然有一點像走鋼絲，但他用自己的方式與總統斡旋並向公眾傳達真相，“疫苗投入使用很可能要一年以上。”

“在白宮做事，有時候你不得不說一次、兩次、三次、四次，然後事情才能實現。所以我將會繼續推動。”安東尼·福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