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這艱難又拚盡了全力的每一天

近日，電影《大三兒》悄然登陸電影院線。這部小成本紀錄片雖然排片不多，但一上映就收獲不俗口碑，追捧者眾，那一句“我愛這艱難又拚盡了全力的每一天”溫暖著在這座城市裡辛勞打拚的千千萬萬普通人。

佟晟嘉，電影《大三兒》導演。早年間曾任職“善所音樂工坊”吉他手，參與世界音樂專輯《彼岸》部分歌曲的前期錄製。後長期擔任紀錄片導演，紀錄片作品有《幸福中國》《天下華人》《青春致敬青春》《尋找日本》《赤水河》等。

北青藝評：您是如何從音樂走上非虛構影像創作之路的？

佟晟嘉：我這個轉行非常被動。我酷愛音樂，上初中時聽了人生中第一張專輯《夢回唐朝》，從此開始聽各種各樣的音樂，也想從事音樂方面的工作。但是家裡人都不太同意，以至於當我想繼續深造的時候沒有錢來支持，去考試的路費都是大三兒幫忙湊出來的，二十年前的兩千塊錢，是一筆巨款了。之後也參加過一些演出和比賽，做過KTV曲目“扒帶”，也做過編曲，但是一直不太滿意，因為音樂的表達和我心裡的預期差得很遠。直到有一天給一個傳媒公司投了音樂製作人簡歷，這個公司卻讓我去當編導。之前從來沒有接觸過這個職業，中間又有很多波折，但最終陰差陽錯地當了導演。

可以說本來做非虛構影像的導演只是一個職業、一個差使，但是當逐漸習慣並且喜歡上非虛構影像之後，它就變成了我的一種表達方式。直到後來出現了創作上的瓶頸，對於很多事情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價值觀也不清晰了，又開始真正研究非虛構的創作。

北青藝評：做音樂和做紀錄片有什麽不同？

佟晟嘉：對我來說，舞台上的每一刻都是所有情緒的匯聚和釋放，一個表演者最大的責任可能就是讓觀眾高興起來。雖然我一直刻苦地做音樂，但某種程度上可能是迷失的，這可能也是我一直做不好音樂的原因。

紀錄片則不同，它一方面給了我另一種表達方式，讓我可以在創作的過程中回歸理智，讓大家與我一起思考，擺脫偏執的憤怒、瘋狂、控訴——單純地展示任何一個方面都是不夠公平的；另一方面，我並沒有在紀錄片中摻雜太多個人因素，把我的夢想賦予它，讓它承擔一個神聖的職能，這就讓創作非虛構作品的目的變得單純起來。當然，我對紀錄片的看法、對這個世界的態度也是在不斷完善的。

北青藝評：哪些作品對您的創作產生過重要影響？

佟晟嘉：有一部仍然在傳統媒體播放的紀錄片欄目，就是吉林衛視的《回家》，這檔節目火了很長時間，其最大的特點就是不限制導演，唯一的要求就是嘉賓的分量要足。應該說這個欄目講述的方式、敘事的結構，對我來說有很大影響。

北青藝評：做“大人物”和大三兒這種“小人物”有什麽區別？

佟晟嘉：開始會覺得有區別，但真正深入地拍攝大三兒之後我才覺悟到，以前所拍攝的那些人物，打動我的地方也並不是他們身上的“標簽”，比如大藝術家、政治家，而是他們的生命在一段歷史時期內綻放的光芒。他們有的推動了文明的進程，比如裘盛戎、華羅庚等等，這是一種震撼；但也有那種小而美的愛情，同樣讓人感動，甚至小說都編不出這樣的故事來。而像大三兒，他在一段歷史時期內的生命歷程也是那麽的精彩，當我們認為所有人都無法走過那個艱難時刻的時候，他卻走過來了。這種“正向”的能量不是口號式的宣傳，而是人物在周圍環境足夠黑的時候能從內心激發出的強大能量。大三兒身上有一種“江湖氣”，他很局氣、很仗義，又怕給人添麻煩，這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北青藝評：大三兒去西藏的這個行為，是否跟他所說的自己不需要淨化、與他對您的反問“我不純潔嗎”有所矛盾？

佟晟嘉：我認為並不矛盾。一方面，我們對西藏、對任何事物都是戴著一副有色眼鏡看待的。所有人都會覺得去西藏是一種淨化，構建了一種西藏的意義，但恰巧大三兒並沒有戴著這副眼鏡。他就是想去看看，僅此而已，他與朋友們一起去到西藏，可能比去那裡被“淨化”重要得多。

另一方面，大三兒是一個站在命運終點的人。我們對明天有很多規劃，大三兒與我們不同，他對明天的規劃就是準備好迎接驚喜，這讓他超脫於我們之上。在片中，他到了大昭寺也不願意跟神明妥協，珠峰是沒法淨化他的。有觀眾也問我《大三兒》這部紀錄片會對他造成什麽改變，實際情況是：不會對他有什麽改變。

北青藝評：您在片中也出鏡了，如何看待自己在影片當中的角色？

佟晟嘉：在燒烤店一場戲拍出來之後，我就意識到自己不可能回避。既然不能與之為敵，還不如與之為伍。我認為我在這部片子裡的功能非常簡單，就是司機。從紀錄片的手法上來說，我的經驗就是把自己做好，我並不在乎別人如何做，或者紀錄片“應該”怎麽做，我不認為有這樣的定法。以往十年的經歷都在告訴我這一點。

北青藝評：片中的工廠為什麽會有那麽多殘疾人？

佟晟嘉：《大三兒》裡的這家工廠是一個國企。國企也有義務和責任為當地人，尤其是這樣的邊緣群體解決一些就業問題，所以類似的國企會為他們安排一定數量的崗位，國家也會以各種方式鼓勵企業這麽做。當然，這些殘疾人的工資也不會很高，會根據不同工種有所浮動。大三兒在這個地方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他的生活不能算是很困難，公司給他五險一金，工資也足夠生活，節假日會有三薪，他的父親有退休工資，兩個人也有房。但如果是旅遊的話，就會拮據一些，需要借錢來走完這一趟旅程。

北青藝評：赤峰這座城市對您而言意味著什麽？

佟晟嘉：我原來很不喜歡，覺得它限制了我很多。但這一次也是借著拍《大三兒》的契機，借著大三兒對我提出的一個問題，也就是“如果世界上紀錄片導演這個職業消失了，你該怎麽辦”，重新理解了我的處境和我自己的故鄉。

我發現自己跟朋友們的交流太少了，而我生命中的能量，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那一片土地。那裡的人有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有自己獨特的幽默，而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分子。片中出現了很長一段掃墓的片段，有觀眾對我說這一段大三兒說的話“太好了”，但事實上這是赤峰人每年清明一定會做的事情，我們會覺得那一個個躺在地上的墓碑是鮮活的。

北青藝評：片中很多次出現了水龍頭滴答水的鏡頭，這有什麽特殊含義？

佟晟嘉：水龍頭總是關不嚴，這是我腦海中一個十分強烈的記憶，它讓我想起我的祖輩，讓我本能地感到親切。它好像就象徵著一種生活常態，也很像大三兒本人的狀態，像“人生的前列腺”，總是出問題。另外，水龍頭漏水本身也在這個城市的節奏之中。這個鏡頭能給我很多這樣那樣的聯想。

北青藝評：您對這個片子是否有一個設想？據我們了解，大三兒去西藏這件事情完全是一個偶然事件，發生在您決定拍他之後。

佟晟嘉：是這樣的。但我的工作方式就是去掉原先的設想，隻用那些沒有受到人為影響的“邊角料”。我受到的訓練告訴我，這個世界上沒有剪不出來的片子。舉例來說，如果大三兒這一趟並沒有成行，整個片子裡他就是在不停地查資料、體檢、打電話，為了生活、為了去珠峰做各種各樣的事情，結尾還是他灰溜溜地去買彩票，說一句“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這種張力會更強，片子沒準會更好看。但實際結果是，他去了西藏，而且自己站在了珠峰腳下。這表明，非虛構影像從任何一分鐘開始、在任何一分鐘結束，都不會難為情。我們設計的情景，遠沒有生活給我們的有趣。我從不擔心自己拍不到東西，只要願意陪著主人公出入各種平常可能會嗤之以鼻的環境，願意接受自己不喜歡的東西，最終都可以得到生活的精彩。

北青藝評：影片在拍攝過程中有沒有遇到困難和問題？

佟晟嘉：我在拍攝現場的狀態會比較強勢，一般很少解釋為什麽這樣拍。這就是紀錄片拍攝的特點，一切都是轉瞬即逝，而我們的整個攝製團隊也經過常年合作，所以哪怕我們的單條素材都能夠達到二三十分鐘，攝影師也可以用攝影機進行蒙太奇，不會出現太大問題。

北青藝評：您如何看待紀錄片真實性的問題？如何對自己拍攝的素材進行選擇？

佟晟嘉：我認為真實和謊言，前者是“事實的部分”，後者是“部分的事實”。在紀錄片拍攝的過程中，我會面臨很多選擇，選擇的標準就是“良心”，是我從業十幾年以來所形成的一種價值，我要讓我的作品對得起這個世界。

具體到這部作品來說，大三兒經歷了這樣那樣的命運，而我的每一個抉擇都要圍繞他生活中最需要的東西來展開，這個東西就是“情”字。親情、友情，還有陌生人之間的“共情”（尤其是西藏人為大三兒獻哈達的段落），是讓他最終得以抵達珠峰大本營的關鍵和核心。每個人心中都有這個“情”字，但在這樣一個資訊時代，我們可能會忽略掉人與人之間的這種關係。《大三兒》應該是一面鏡子，讓人們看到這個時代命題。

北青藝評：目前有沒有新的拍攝計劃？

佟晟嘉：目前的計劃是拍攝一個非虛構影像三部曲，《大三兒》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二部叫“城市猴子”，講的是一群“跑酷”的80後，從一群二十歲出頭的毛頭小子，到現在有了自己的運動場館，肉眼可見臉的變化出現在十年間的素材裡。有的人已經有了家庭，有的人還在不斷換女朋友，有的人已經離開了這個團隊……這部片子講述的就是他們的生活狀態，目前已經有了五六百小時的素材，預計今年可以殺青。

另外一部是女性題材，叫“這個女人”，講女性站在傳統道德的邊緣，對幸福的要求、看法和對幸福的詮釋。這一部的創作周期會更長一些。出於對主人公的保護，這一部可能會成為一部私人的“禮物”，不會走上院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