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麽時候妹妹的手松開了，弟弟也不見了，我被人拉上木箱，我呆呆地看著海，清晨太陽出來了，有艘船經過，大家說喊！我喊不出來……”
2014年，香港導演吳宇森的電影《太平輪》在各大電影院上映後，20世紀最重大災難之一的“太平輪沉船事件”再次進入大眾視野。
1949年1月，隨著三大戰役的結束，國內戰爭發生根本性扭轉，國民黨敗局已定。
此時，國統區黨心、軍心、民心渙散，從政府大員到民間平民都在緊急向台灣轉移，一股逃難潮湧動，來往海峽兩岸的輪船穿梭不息，最多的一天，高達 55艘，但仍然船少人多，一票難求。在這條忙碌的航線上，投入營運不到半年的太平輪，已經來回往返了35趟。
1月27日下午16時，太平輪滿載近千乘客，其中船員124名，有票的乘客508人，還有300多沒有票通過各種途徑強行登船的人，以及數百噸物資，駛向台灣基隆港。在舟山群島海域與北上的建元輪發生撞擊，半小時後，太平輪沉沒在冰冷的海水中，近千名乘客隨之罹難。其中包括國民黨遼寧省主席徐箴全家、監察院監察委員邱仰浚全家、袁世凱之孫袁家藝、瓊崖守備司令部中將司令王毅、國立音樂學院院長吳伯超、《東南日報》社長陸淑影夫婦、蔣經國助手俞季虞等名流。當時官方認定，幸存者僅36人。這起海難被稱為是東方“泰坦尼克事件”。
▲太平輪與建元輪相撞沉海，全船千餘人隻生還36人，李述文為幸存者之一。事後，他撰寫了《太平輪遇難脫險記初稿》
葛克是這次海難中的生還者之一，也是生還者中最有名的人。當年，他是國防部少校參謀，時年34歲，本來打算帶妻子兒女坐這趟太平輪趕到台灣過年，卻沒想踏上了悲劇的航程。
船難發生後不久，葛克參與了受難者家屬善後委員會，出庭作證並寫下證詞，讓我們在60多年後，得以一睹悲劇發生時的慘狀——
我偕妻與子女購妥船票於26日上船，原定27日下午2時啟碇，不知何故竟遲至4時20分才啟碇離滬，行約8小時後於矇睡中船身砰然震動，初以為擱淺，繼乃得悉與另一輪船碰撞。建元輪被撞後立即下沉，太平輪尚以為本身無恙，茶房對船員及茶役等，亦告知旅客安心，繼續行駛，那時下艙已有浸水進入，余乃挽內子及三小兒隨眾客擠登甲板，本欲攀登救生艇，奈人已擠滿，無法插入，是時余抱長子及次女，余妻抱幼子於懷中並挽余之右臂，立於煙筒左側，緊緊擁抱，精神早已慌張失措，一切只有付諸天命。
船首右部已漸下沉，轉瞬間砰然一聲，忽感一身冷氣，知已隨旋浪墜下海中，妻兒業已失散，余連喝水數口，乃努力向上掙扎，漂浮水面，獲一木箱，乃向燈塔方向劃行。奈適退潮之際，是時有風浪，不能隨心所欲，木箱亦因進水又欲下沉。余乃另尋他物，回顧適有一大木板，離身不遠，遂乃棄箱就板，後又續上二人，三人端坐板上，下半身浸於海中，乃開始泛舟茫茫大海上，作生死之掙扎，落水時之恐怖，已使精神受極大打擊，而氣象寒冷，全身又濕透……
東方漸白，遂見一巨輪向我方駛來，乃勉力嘶喊呼救……
葛克們所見的巨輪是聞訊趕來援救的澳大利亞軍艦“華倫孟卡”號。澳大利亞軍人把漂散在海面上的生還者救上軍艦，給他們熱食熱飲，把每一個人的衣服烘乾，將他們送回上海。
▲葛克
這是一起人禍而非天災。檔案記載，“當晚，星鬥滿天，海面風平浪靜且沒有霧”。然而，據葛克後來回憶，太平輪的沉沒似乎有某種必然。他說：“船公司不守時間，是最大的錯誤，船上管理不得當，救生艇不能利用救生，反而與船同時下沉，載重逾量，全船無一空地，非貨即人，因此加速下沉，這次許多人死於非命，中聯公司當不能脫卸責任。”
當時輪船管理相當混亂，事發之後，低估了事故的嚴重性，沒有啟動必要的事故救援措施。一位名叫周侶雲的女生在生還後寫給父母的信，也印證了這一點：“船上的人因為慌了，大家都擠在救生船上，船主毫不管事，結果救生船並未放下水，等到船已萬分傾斜的時候，救生船還尚未放下水，繩子用刀也割不動。”
生還者之一的太平輪廚師張順來說，開船那天正是小年夜，大多數人都沉浸在歡樂氣氛中，喝酒作樂，大口吃菜大口喝酒。船上大副、二副當晚也在喝酒賭錢，理應接班的三副卻未到崗，駕駛艙輪空。船員如此瀆職違規，不出事是萬幸，出事是必然。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兩艘輪船相撞後幾分鐘，路過事發海域的盛京輪收到建元輪發出的求救信號及時趕到，盛京輪詢問太平輪是否需要救援時，太平輪船長給出的回復竟是：一切都好。於是，盛京輪開走，一個絕好的施救機會被輕易放走，這才有了葛克們生死掙扎的慘烈一幕，也才讓這起海難變得更讓人心痛。
▲《太平輪一九四九》
“華倫孟卡”號到達上海後，葛克們被送進醫院，在這裡，他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太平輪事故中遇難的袁家藝的妹妹袁家姞。當年，她是剛從北平輔仁大學畢業的學生。當她得知太平輪事故後，急忙趕往醫院去探望生還者，但是沒有見到她的兄長。她見到了葛克，說了一句不知是悲傷還是羨慕的話：“你怎麽沒死？”
另一個生還者王兆蘭，是生還者中最年輕的人，她和上面提到的周侶雲是僅有的兩名生還女性。
據台灣資深媒體工作者張典婉在《太平輪一九四九》一書中介紹，王兆蘭年幼時，父母在上海開餐廳，當國共內戰形勢不利於國民黨時，1948年4月，王兆蘭的父親跑到台北開餐廳，打下了一點基礎。1949年開年，戰爭的陰雲籠罩上海，父親趕緊催母親把一家人帶到台灣，把所有家當都帶上，做徹底的逃離。
當海難來臨時，王兆蘭掉進海裡，不會泅遊的她，嗆了幾口水，又被浪卷起來，此時幸運之神垂青了她，她被人拉起。如今回憶起來，慘痛的一幕仍深深地絞割她的心：“不知道什麽時候妹妹的手松開了，弟弟也不見了，我被人拉上木箱，我呆呆地看著海，清晨太陽出來了，有艘船經過，大家說喊！我喊不出來……”
大海吞噬了王兆蘭的母親，還有14歲的大妹王兆仙，10歲的小妹王兆菊和只有8歲的弟弟王兆章。她聽到母親對她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帶好弟弟妹妹呀！”可是她哪裡帶得好，財物、衣箱、親人都沒了，唯有思念和傷痛沒有隨黑夜逝去。
得知噩耗的父親火速趕到上海，把王兆蘭接回台北，為罹難的家人做了衣冠塚。劫後餘生的父女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王兆蘭努力念了十年書，大學畢業後一直在圖書領域工作到退休，生養了四名子女，個個都很有成就，個個平平安安，對於歷經大難，死裡逃學生的王兆蘭來說，沒什麽比“平安”“太平”更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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