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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磚黃土,瓦棺紙衣:後周皇陵薄葬之風的原因及其影響

前言

我國古代有著悠久的喪葬文化,古人認為人死之後,陰陽兩隔,靈魂仍在陰間過著如同陽間一樣的生活,因此對待死者應“事死如事生”,體現在死者的陵墓(包括地上建築和地下建築部分)、服飾、隨葬品等等,都應該仿照生前,由此形成了“厚葬”的喪葬習俗,長期沿襲不改。

唐朝流行“厚葬”,皇陵的規模、隨葬品數量和等級都超越了以往,呈現出一番“盛唐天氣”。五代繼承唐代遺風,儘管社會動亂,厚葬風氣仍積習難改,但後周太祖郭威卻“頂風逆行”,帶頭提倡“青磚黃土、瓦棺紙衣”的薄葬之風,奠定了後周皇室的薄葬傳統,也對宋朝喪葬習俗產生了積極影響。

瓦棺紙衣:後周皇陵的薄葬之風

1、後周太祖郭威的嵩陵

公元954年2月,後周太祖郭威崩。這位出身貧寒,靠澶淵兵變而黃袍加身的後周開國之君隻做了不到四年皇帝,他最突出的特點是厲行節儉,他在臨終前留下了一個極為奇特的遺囑:

“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內。陵所務從儉素,應緣山陵役力人匠,並須和雇,不計近遠,不得差配百姓。陵寢無須用石柱,費人工,隻以磚代之,用瓦棺紙衣。勿修下宮,不要守陵宮人,亦不得用石人石獸,隻立一石記子,鐫字雲:‘大周天子臨晏駕,與嗣帝約,緣平生好儉素,隻令著瓦棺紙衣葬。’若違此言,陰靈不相助。”

繼承皇位的柴榮是郭威養子,對郭威遺囑不敢不遵,他為郭威營造的皇陵嵩陵,無論墓製規格還是陪葬物品都盡量節儉,據《新鄭縣志》記載,嵩陵前曾有一處石碑,上刻“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可見柴榮是嚴格遵守郭威遺囑,對郭威加以薄葬的。

郭威的嵩陵至今猶在,墓塚高12米,周長約100米,只是墓碑消失無蹤,而且陵前沒有五代帝王陵墓前常見的石人、石獸等物,讓人完全想象不出這是一代開國皇帝的陵墓規模,實屬罕見。

2、後周世宗柴榮的慶陵

後周世宗柴榮是郭威的嗣子,同樣是五代少見的明君,甚至可以說是五代第一明君、最優秀的政治家。柴榮繼承郭威開創的事業,極大提升了後周的綜合國力,拉開了統一南北的戰爭序幕。然而,這樣一位傑出帝王跟郭威一樣,隻當了六年皇帝便英年早逝。

柴榮的陵號為慶陵,同樣比較簡約,現存墓塚高15米,周長100多米,跟郭威的嵩陵形製規模類似。明清帝王十分推崇柴榮的功績,曾專門撥款為他的陵墓修建陵園,修建後的陵園周長約800米,陵門到墓塚鋪設80米的神道,慶陵才有了正式的陵園,但跟其他朝代帝王相比仍是“袖珍型”的。

用心良苦:後周皇帝實行薄葬的原因

後周為何一反唐朝厚葬之風,實行“瓦棺紙衣”的薄葬?這其中,既有郭威個人品德的因素,也受到當時特殊歷史背景的影響。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1、郭威出身貧寒,成長艱辛,深知民間疾苦,厲行勤儉節約,故而大力提倡薄葬之風。

郭威是河北隆堯人,原本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但他三歲時父母雙亡,死於戰亂,年幼的郭威只被姨母韓氏撫養長大。姨母的家境貧寒,所以郭威年少時吃了很多苦,剛成年便投入軍隊當了一名普通軍卒,他身材魁梧,相貌不凡,卻因為家裡窮,沒錢置辦衣物,顯得十分落魄,幸虧柴氏看中了郭威,她不嫌棄郭威貧寒毅然嫁給這個窮光蛋,在柴氏的操持下,郭威有了小家庭,日子才好過一些。

郭威未成年前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成年以後又在軍中摸爬滾打,屢立戰功,從一個最普通計程車卒成長為朝廷重臣,進而成為後周開國皇帝,他親身經歷了生活的艱辛,親見了社會的動亂,因此做皇帝後愛惜民力,不僅輕徭薄賦,減輕負擔,還帶頭崇尚節儉,衣著樸素,飲食粗淡。

郭威對宮中用品力求樸素,乘輿服飾力戒華麗,他下令廢除各地向朝廷進貢珍美食物等舊製,還讓人把前朝遺留宮中的珍玩寶器、豪華器具集中起來,當眾打碎說“聽聞隱帝每日與嬖寵在宮中嬉戲,珍玩不離左右。滋事不遠,應以為鑒……凡為帝王,安能用此物!”郭威經常教導臣屬說:“我出自寒門,備嘗艱苦,又遭遇戰亂,一但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害百姓。”

可以說,郭威的出身和成長經歷,讓他深知民間疾苦,崇尚節儉,一反唐朝五代厚葬習俗,帶頭實行“青磚黃土、紙衣瓦棺”的薄葬,就是這種勤儉之風最好的表現。

2、五代政權更迭頻繁,經濟衰退,民生凋敝,厚葬習俗失去了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基礎。

一個朝代的喪葬習俗是厚葬還是薄葬,受很多因素影響,帝王的提倡是一個重要因素,卻不是全部。事實上,決定喪葬習俗的根本還是經濟基礎。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喪葬習俗出現“薄葬省用”之風,根本原因就是社會動蕩,民生凋敝,廣大百姓生存都成問題,還談什麽“事死如生”?唐朝流行厚葬,根本而言是因為唐朝國力強盛,民生富裕,至少整個上層集團擁有足夠財力支撐厚葬習俗。

五代十國是繼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之後的第三個分裂混亂時代,從公元907年朱溫篡唐建立後梁,到公元951年郭威代漢建立後周,短短四十多年間,中原王朝前後相繼,換了四個政權,每個政權平均存續時間只有十年多一點,這對喪葬習俗的改變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政治上而言,一個皇帝去世,嗣君繼位後要面臨很多威脅,還未暇大張旗鼓修建山陵,就要面對改朝換代的嚴峻局面,根本沒有精力大肆厚葬已死的帝王;從經濟上而言,五代政權的統治重心在中原,覆蓋河南、山東、山西、河北、陝西等地,而當時全國經濟重心早已轉向南方,中原地區久經戰亂,民生凋敝,賦稅收入銳減,大多賦稅收入要充作軍費,打仗搶地盤,而不是給死去的皇帝修豪華陵墓。可以說,五代特殊的政治軍事形勢,導致社會動亂,經濟衰退,民生凋敝,使得厚葬習俗失去了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基礎,一定程度上也減輕了厚葬習俗對百姓帶來的沉重經濟負擔。

3、唐末五代戰亂頻仍,社會動蕩,盜墓盛行,郭威汲取唐代皇陵遭盜的教訓,因此實行薄葬。

唐朝帝王實行厚葬,陵墓極盡豪華,陪葬品極盡豪奢,如此高調的厚葬方式,固然換來了死後的一時風光,卻也招致盜墓賊的頻繁光顧。唐朝後期,戰爭不斷,社會動蕩,但大唐國號尚存,盜墓賊還不敢公開盜掘皇陵,唐滅以後,失去保護的皇陵遭到各方盜墓賊覬覦,終於難逃被盜的悲慘命運。

五代後梁的耀州節度使溫韜,負責鎮守關中地區,正是唐朝皇陵所在地。這個歷史上的天字第一號盜墓賊,靠著自己的職務便利,大肆盜掘王朝皇陵,除李治和武則天合葬的乾陵外,其他諸帝17個陵寢都被他強行盜掘。《舊五代史》記載溫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最為堅固,也最為宏大,還自我標榜“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好盜息心”,卻逃不過溫韜的“火眼金睛”,溫韜發掘昭陵後,發現其“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但仍被溫韜強行盜掘,陪葬的鍾繇、王羲之的書法作品都被溫韜席卷而去。

郭威親歷五代動蕩,當然不想重蹈唐代皇陵覆轍,而想要避免被盜掘,最好的辦法便是薄葬,而且是真正的薄葬,不是李世民那樣的“自我標榜”,郭威曾親口解釋堅持薄葬的原因是“昔我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郭威為示薄葬,再三叮囑“下事前揭開瓦棺,遍視過陵內”,讓在場之人作為見證他是實打實的薄葬,沒有任何金銀財寶陪葬,下葬後還要在墳前立碑刻字,告訴盜墓賊“大周天子臨晏駕與嗣帝約,緣平生好儉素,隻令著瓦棺紙衣葬”,並“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郭威為避免死後被盜墓賊打擾,真可謂是煞費苦心。

流風遺澤:後周薄葬對宋朝喪葬習俗的影響

宋朝上承五代遺風,在喪葬習俗上尤其受到後周皇室薄葬傳統影響。儘管宋朝經濟發達、社會富裕,但宋朝沒有恢復唐朝的厚葬習俗,反而從上到下形成一股比較節儉的喪葬風氣,這主要得益於宋朝在改進喪葬習俗方面采取了以下三個方面措施,而這些措施都深受後周薄葬之風的影響。

1、皇室率先垂范,帝王陵墓普遍崇尚節儉。

宋代皇帝普遍比較節儉,這一點應該受宋太祖趙匡胤影響,而趙匡胤則受郭威和柴榮影響。

趙匡胤的職業生涯和郭威十分相似,同樣是早年生活艱辛,甚至有外出流浪的經歷;同樣是飽經世間滄桑,對民間疾苦感同身受;同樣是從一名普通士兵成長為將軍,通過兵變黃袍加身,成為一代開國皇帝。另外,趙匡胤投軍之初便隸屬郭威帳下,後來又長期追隨柴榮,深受柴榮器重,所以他的治國理念受郭威和柴榮影響很大,即位之後同樣是率先垂范,崇尚節儉,禁止奢靡。

在趙匡胤的帶頭示範作用下,宋朝皇帝除宋徽宗、宋高宗外,普遍都比較節儉,反映在皇陵上,無論是佔地面積、建築規模、陪葬品數量和級別,跟秦漢、隋唐、明清等大一統王朝相比有天壤之別。宋代皇帝陵設在河南鞏義,埋葬著北宋的七個皇帝以及趙匡胤的父親趙弘殷,周圍還祔葬著後妃、宗室、親王、王子、王孫和寇準、包拯、狄青等名臣名將的陵墓一千多座,規模不可謂不大,但比起明十三陵、清東陵的宏偉壯闊,奢華富麗,宋陵顯得十分寒酸,作為旅遊景區更是幾乎無人問津。

從宋陵出土的隨葬品來看,各種奇珍異寶和金銀器、銅器、漆器等奢侈品數量很少,別說跟唐朝、明清相比,就是跟五代前期,以及同時期的遼相比,隨葬品數量和奢侈程度都無法企及。當然,這一現象與宋陵在靖康之恥中遭金人大肆劫掠有關,但也充分體現了宋朝皇室崇尚節儉之風。

2、官府三令五申,以制度形式禁止厚葬。

厚葬表面看起來是儒家孝文化的體現,實則是徒具其表的形式主義,與其死後“厚葬”,不如生前“厚養”。 宋太祖趙匡胤親歷五代亂世,繼承了後周皇室的節儉傳統,即位之後曾連續三次下詔整飭厚葬之風,批評時人“或則舉奠之際歌吹為娛,靈柩之前令章為戲,甚傷風教,實紊人倫”。

宋仁宗天聖年間曾頒布《天聖令》,其中的《喪葬令》對各級官員的墓田面積、墳塋高度、墓葬規格、棺槨材質、石獸數量、陪葬品等進行了詳細規定,如《喪葬令》第二十一條規定:

“品官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槨及石室,其棺槨不得雕鏤彩畫、施方牖檻,棺內不得藏金寶珠玉。”

《天聖令喪葬令》的規定,基本適用於整個宋朝,歷代皇帝都三令五申禁止厚葬,提倡薄葬,這些制度和詔令在《太常因革禮》、《元豐新禮》、《政和新禮》等典籍中都有系統體現。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年),針對兩廣地區“婚姻喪葬,習為華侈,誇競相勝,有害風俗”的厚葬現象,朝廷專門下令“委帥守、監司常切覺察,如違,重置典憲。”通過三令五申,強化制度執行,唐朝的厚葬之風逐漸淡去,薄葬習俗逐漸成為宋朝社會的主流,一些官員士大夫的陵墓,甚至不用磚頭堆砌,而使用石灰和篩土混合夯實,既體現勤儉節約之風,也能避免死後遭盜,墳塋磚頭被村民盜取出賣。

3、士大夫自覺自發,通過遺訓或著書立說,倡導薄葬之風。

士大夫集團在宋朝正式形成,他們大多清廉自律,生前勤儉節約,死後推崇薄葬,通過遺訓或著書立說,反對厚葬習俗,教誨子孫或世人興薄葬之風,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

宋仁宗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祁撰《治戒》篇授其子,指出他死後“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臘吾骸、朽衣巾而已……塚植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他獸不得用。”意思是他的棺材要用雜木做成,簡單塗漆即可,墓上植五棵柏樹,不用石人石獸。

名臣司馬光作《書儀》勸告世人“慎勿以金玉珍玩入壙中,為亡者之累”;宰相杜衍告誡其子“斂以一枕一席,小壙卑墳以葬”;南宋理學家李衡死前遺訓說他的棺木“以小為貴,僅能周身足矣……間不置一物,雖冠裳亦無用,隻裁一折席藉背可也”;南宋理學大師朱熹也提倡薄葬,《朱子語類》雲:

"人家墓壙棺槨,切不可太大,當使壙僅能容槨,槨僅能容棺,乃善。去年此間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緣壙中太闊。……喪事都不用冥器糧瓶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著世俗所用者一物。"

可見,朱熹認為墓葬應該一切從簡,墓葬不該太大,太大的墓葬反而容易被盜掘;辦喪事不該用冥器、糧瓶這些花裡胡哨、毫無意義的東西,也不該用世俗器物陪葬,乾乾淨淨,清清爽爽。

結語

喪葬是我國傳統文化風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人講究“視死如生”,往往流行厚葬,實際上是封建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但以郭威為代表的後周帝王卻一反常態,親自帶頭厲行節儉之風,並進一步影響了宋朝的喪葬習俗,形成了崇尚薄葬的社會風氣,其開風氣之先的做法,令人肅然起敬。在郭威的家鄉河北隆堯一帶,至今還流傳著“葬之失禮,入土為安,後周遺風,紙衣瓦棺”的美談,這是郭威對移風易俗的重大貢獻,也是他留下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直至如今仍值得我們推崇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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