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觀察”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人類學博士趙萱在界面新聞開設的專欄，基於田野調查經歷，講述他對於全球邊界地區的觀察和思考。】
“邊城”在一系列文學作品的修飾之下滿足了人們有關遙遠與浪漫的想象，這或許是沿襲自古代先民的文化傳統。初到新疆霍爾果斯的途中，北疆、大漠、絲綢之路這些極富歷史內涵和地理縱深的詞匯充斥在腦海，但現實複雜的景觀卻讓人無所適從。
2016年第一次到達霍爾果斯，這裡便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冬季的霍爾果斯讓人感到冷清，儘管入住了本地最好的酒店，但酒店大堂張貼的房間促銷廣告還是映射出淡季的蕭條。走在霍爾果斯為數不多的大街上，緊挨著的、門面毫不起眼的飯店與旅館構成了主要的街景，來自湖南、四川、山東、福建、甘肅等全國各地的菜館比比皆是，但卻不乏轉讓和修整的告示。內地城市逐漸消失的網咖成為本地為數不多的娛樂項目，西餐廳和咖啡館非常罕見，距離邊界線約1公里的街市上也難見外國人的蹤跡，只有來自中國內地的外鄉人操著南腔北調的方言相互攀談，大多談論著生意和家庭，並期待著夏季的到來。霍爾果斯絕不像一座能夠滿足異域想象的邊城，我和朋友打趣：要不是知道是在邊疆，我還以為是在內地的縣城呢。
但在媒體的眼界裡，霍爾果斯則是冒險者的“獵場”，淘金者的“天堂”。截至2017年，霍爾果斯已擁有超過2.2萬家的市場主體，注冊資本超過3000億元，1000多家影視公司的曝光更讓霍爾果斯一度成為新聞熱點，很難想象不到10萬的城市人口如何能夠容納這一龐大的市場體量，隱情若影若現，要知道2015-2017年霍爾果斯的城市戶籍人口數量在如火如荼的開發中卻呈現出下降趨勢，甚至不到6.5萬人口，資本的洪流並沒有帶來人氣的聚集。
事實上，不論是微觀的城市景觀抑或是媒體上渲染的熱點城市，作為邊城的霍爾果斯始終是模糊與失焦的，其背後的形成邏輯引人深思，哪一個才是真實的霍爾果斯？
2012年開始封關運營的“中哈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如今是霍爾果斯市最受矚目的區域，其作為一項頂層設計，以中哈雙方各自共享部分領土的方式為基礎，實現了圍閉區域內真實的跨界合作，並通過免稅等優惠政策，將這一區域改造成了互惠兩國的“大賣場”。兩側的公民無需簽證，便可進入合作中心，甚至在地理意義上踏上對方的領土，這也給合作中心帶來了可觀的人流。在微觀層面上，合作中心內由眾多大小不一的免稅商場構成，每天都有大量的中哈買家從合作中心的各自入口進入其中，與內部的店家討價還價，達成交易。
對於每日通勤的哈薩克客商而言，廉價實用的日常用品需求最大，樸素的包裝與實惠的價格令人印象深刻，在內地早已鮮見的電子產品、玩具和服裝款式在這裡卻有著極大的市場，2塊錢的玩具、30來塊錢的牛仔褲讓人驚訝利潤何以可能，還有那些“年代久遠”的手機配件和款型。與一位一手提著瓜子一手提著汽車輪胎的哈薩克客商擦肩而過，總讓人覺得感到恍如隔世。而對於以遊客為主體的中國客商來說，高檔的、具有較高商業附加值的免稅品最為吸引人，香煙、洋酒、飾品讓人愛不釋手，其性質與在國際機場免稅店的消費體驗基本一致，但卻彌漫著有關貨品真偽的擔憂。這種在商品銷售上的反差似乎流露出所謂邊城今天的典型特質。
自上世紀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與中亞的對外經濟貿易開始升溫，隨著幾次國門向邊界線方向的移動以及新的路網和貨場的修設，原本荒涼的邊境地區開始了一輪又一輪的經濟社會功能整合，從以駐防、屯墾等軍事政治目標為優先的過渡地帶轉變成為邊疆腹地向外延伸最為重要的開發地帶；霍爾果斯“口岸”相較於“惠遠古城”（位於霍城縣）的稱謂更為人們所熟知，這也構成了隨後我們對於廣義的邊疆地區的基本意象：邊疆提供著外向的、經濟領域的現實可能性。
在全球的視野下，邊城的發展路徑與轉型將為我們重新思考霍爾果斯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提供支撐和比較。更具現代性、富有政治經濟學內涵的“跨界城市”（cross-border cities）概念逐漸將邊城從文化範疇的“邊疆”中解放了出來，在這一概念下，兩側的政治經濟差異提供了優勢互補的可能，從而突破民族國家的單一市場限制。
以墨西哥邊境城市蒂華納（Tijuana）為典型，其城市經濟的支柱完全建基於對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吸引，乃至城市的歷史地標是一間服務於美國客人的酒店。這種依賴外向需求的經濟模式構成了蒂華納的主體，並帶來了蒂華納20世紀的輝煌。為了更好地吸引客商和遊客，蒂華納的城市景觀逐漸不再具有本土意象，並出現了新的文化符號建構，被描述為一個“墨西哥主題的公園”，每年從美國來訪美墨邊境的遊客達到數千萬人，帶來了高達10億美元的收入。
對外向型經濟的依賴在90年代初的霍爾果斯同樣發生過，在當時的霍爾果斯分布著10余個貨場和倉庫，它們分屬於不同的集體或個人，全部服務於朝向哈薩克的對外貿易，建基於對哈薩克客商的吸引。貨場和貿易的興旺也帶來了霍爾果斯人口的“第一次繁榮”，據今天的霍爾果斯人回憶，“當時不愁掙錢，有個兄弟帶著兩百塊錢來這裡看看，之後就打電話回家說不走了，趕緊進貨，開始在貨場裡支了個小攤，後來都到哈薩克開廠了。”大量的被稱作“卡瑪斯”的大型貨車滿載著貨物從中國駛往哈薩克，在忙碌的季節，甚至能排上兩三天的長隊才能通關，人流的匯集也帶旺了本地的服務業，大批餐飲、住宿服務便是從這一時期興起的，最早服務於貨車司機和客商。
蒂華納的繁榮卻引發了當地政府的擔憂，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蒂華納徹底喪失了本土性。而在“9.11”事件以後，日益強化的邊界管理使得蒂華納的邊境經濟遭受重創，同時興起的走私貿易更是破壞了本地的公共治安。到了2007-2008年債務危機期間，蒂華納的經濟直接跌入低谷，一度淪為“鬼城”。
2008年以後，蒂華納本地的經濟組織和草根社團希望謀求自救，其核心在於如何發展新的產業重建市場和社會環境，並且思考如何使蒂華納成為一個墨西哥人願意居住和經商的城市。藝術設計、手工藝品、地方烹飪等創新型小規模經濟模式被採用，並通過全球媒體向外傳播，吸引新的投資，以此擺脫“犯罪之城”或“美國人的樂園”的文化形象，在此背景下，蒂華納重現生機。自2010年以來，重建市區（reinventing downtown）的聲音和思考在蒂華納的本地媒體鋪開，新的學校、文化中心、飯店、啤酒廠、酒吧、高新技術公司、合作產業、房地產項目、居民市場等城市主體逐一落成，本地的墨西哥人取代外國人成為最主要的消費者；1萬套住房單元項目逐步建成，預計帶來3萬的人口增量。
上世紀90年代末，霍爾果斯同樣因全球經濟危機和三角債的普遍發生進入到一個緩慢的經濟發展期，貨場逐漸蕭條。直至新世紀以來的大規模邊境開發，使得新的資本力量注入，貨場被遺棄，成為城市改造的重點對象，為霍爾果斯迎來了“第二次繁榮”。大量的投資主體從內地沿海地區而來，“熱錢”不斷湧入本地，擴建的開發區使得霍爾果斯市區面積擴大了10余倍，同時面向內地的遊客經濟成為城市發展的重點之一，合作中心內外正在興建的地產項目以及激增的市場主體印證了霍爾果斯的發展戰略：一條由外向型經濟轉向內外兼修的發展思路。但今天所能觀察到的結果，卻展現出資本與城市建設繁榮與地方人文景觀缺失的張力。
在上述的比較中，我們看到了相似的邊境經濟發展節奏，同時也觀察到不一樣的經濟模式和轉型方式。蒂華納與霍爾果斯雖然經歷了一條差別不大的發展道路，但蒂華納的經驗卻包含著一個重要的維度：重建市區，與本土相連（tied to local）是其建設的核心，源自本地的社會自發性力量起著關鍵性作用。
儘管無需複製蒂華納的經驗，但作為一座正在探索中的典型的邊境城市，霍爾果斯缺少的絕不是投入和機遇，而也許是一種獨立的本土性。重新走在霍爾果斯的街頭，突然意識到這座城市因外界力量牽扯所帶來的緊張，旺盛的資本投入和土地開發之下書店、影院難覓蹤跡，更別說客商、遊客和移民像候鳥一樣來去，恰似一座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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