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連真人樂隊：不斷碰壁，不斷嘗試

“他們既不太獨立，也不勇敢。可能就是別人所說的失敗者，不斷碰壁，但還在拚命地去試，沒有放棄。”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記者 鄧鬱 實習記者 鄒露

全文約8505，細讀大約需要18分鐘

九連真人樂隊，左起貝斯手萬裡，主唱兼吉他手阿龍，副主唱兼小號手阿麥 圖 / 本刊記者 薑曉明

第六名，成為九連真人樂隊在《樂隊的夏天》第一季裡抵達的浪尖。這支從廣東河源連平山區走出、剛成團一年的“黑馬”樂隊，看似提供了一個血氣方剛的草根勵志版本。但他們說，“上山、下山”隱喻的現實，都與浪漫和決然無關。每一步選擇裡的糾結、疑慮，包含著這個時代阿民們的共同難題。

“阿民是我們每一個人”

三更半夜的連平，夜燈迷離昏黃。偶爾有些狗吠聲，穿透大排檔和未眠將眠的窗口。

一列鬼火摩托，載著一群少男少女，在街巷呼嘯而過。要把車頭往前提起，再猛地放下，炫一把。引擎的轟鳴聲，“嗚吼——”的叫喊和挑釁聲，此起彼伏。

這種車子得拿國產小踏板的女裝摩托改裝，男裝摩托就不要了，起步太慢；頭盔、手套，自然全無；直通排氣是必須的——這樣壓路而過時，整個街道才知道他們來了；有條件和心思的，再裝上點氛圍燈——如果不亮，怎麽叫“鬼火”呢？

連平人的記憶裡都少不了這樣荷爾蒙爆棚的一幕。飆夜車的浪蕩少年，自以為酷，渾不顧旁人。阿嫲阿媄（母親嬸嬸）們苦口勸阻，何曾有效。

“我也騎過鬼火摩托，但不會做那些很危險的動作。”幾年之後，寫出了《夜遊神》的九連真人（以下簡稱“九連”）主唱阿龍說。在當地方言裡，“夜遊神”指的便是無所事事，到處閑蕩，不務正業的青年。

“當時就想寫那樣一群人，（他們）就覺得這樣天經地義，理直氣壯。那我其實是要反諷一把，再青春叛逆，做事還是要謹慎一點。你用純說教的形式去講，他聽不進去的，會覺得憑什麽聽你說啊？你又不是我父母。於是就用一個初中生的視角去寫了。”

在鼓手吹米看來，《夜遊神》既是第一支完整的九連原創作品，也最代表這支樂隊的氣質。經紀人宋昕薪頗感遺憾的是，位列第六的九連最後沒有機會在《樂隊的夏天》（以下簡稱“樂夏”）的舞台上呈現這首歌。

但這個叫做阿民的客家青年，從這首之後，反覆出現在九連的歌裡：

得知阿誠遇到麻煩，阿民驚懼惶惑；（《夜遊神》）

混不了江湖，“毛（沒）錢毛著落”，卻依然“愛行出去還要行落去”，和阿爸辯駁，又底氣不足；（《莫欺少年窮》）

仿佛窮光蛋李三雄的兒子，希望孤身在外闖出天地；（改編《凡人歌》）

人到中年還不曾“出人頭地”，只能遙望鄉土，哪怕女兒在下雨天眼巴巴地盼著，也只能含淚作罷……（《落水天》）

莽撞、衝動，眼高手低，總蠢蠢欲動，想乾一番大事。留在大城市，空無一技；回到家鄉？又恐遭人嫌忌。

阿龍說，阿民身上多少有他們樂隊三人的影子，也照見了大多數85後、90後當下的境遇：即將面臨（或剛剛邁過）30歲的坎，面對就業、返鄉的選擇——一面是獨生子女與家庭的衝突，另一面是苦求而不得的社會認同感。“他們既不太獨立，也不勇敢。可能就是別人所說的失敗者，不斷碰壁，但還在拚命地去試，沒有放棄。”

九連真人《莫欺少年窮》

代價

105國道進入廣東境內，第一個縣便是連平。四面青山，如長長的手臂，將縣城掬在中央。從上空俯瞰，東江支流像一道平滑的半圓弧線，將縣城和周邊的小鎮區隔開。

“九連真人”的樂隊名，來自他們從未去過的那座秀美之山，也點出了創作的主旨——基於真實的生活。

九連真人在連平的日常生活 圖 / FIGURE提供

阿龍和小號阿麥自小認識，趣味卻不盡相同。阿麥一直聽古典音樂和流行；阿龍很早就愛搖滾，但從前視野裡唯有Beyond、五月天、蘇打綠，內地的統統上不得台面。

上大學是轉折點，耳目被重新洗刷。

“之前就是井底的蛙”，還不要提涅槃，一度把槍花、Mettalica當成搖滾的代名詞。“以為一定要有金屬riff，才叫搖滾樂。第一次看視頻裡Radiohead的《OK Computer》，這群人瘋了吧，怎麽這樣去彈琴？！兩個鼓手打一樣的節奏，吉他的groove（律動）好難聽。主唱就像多動症，在台上蹦跳，唱著很飄的東西，加了效果器。完全無法接受。”阿龍在《音悅人生》的訪談裡回憶。但那音樂又對他觸動很大——不知道為什麽微博裡那麽多國內的音樂人在轉發。

反覆聽，由淺入深。看樂評分析，原來西方搖滾脈絡是英美不斷交替發展，像螺旋一樣。阿龍才明白，從前的自己太片面了。

阿龍讀書的成都搖滾氛圍濃鬱，秘密行動、海龜先生、馬賽克、阿修羅這些樂隊，漸漸都進入眼簾。受到衝擊的他會試著拿單線圈的吉他去彈新金屬；聽謝帝唱《明天不上班》，“居然可以寫得這麽實，這麽狠！”

《莫欺少年窮》裡，“兄弟全部都知道出去”——不論遇到什麽，這一步總是要邁的。

畢業後，還沒想太明白的阿龍，去了深圳做遊戲原畫設計師。頻頻遭受領導打擊，他從自我懷疑到終於了解：除了高薪，這行什麽也給不了他。夜裡踩著自行車回宿舍，只有耳機裡的音樂能帶來安慰。

過年回老家，他和少年時的小夥伴喝茶、玩吉他，久違的快活又回來了。沒幾天，微信裡蹦出鼓手的一條消息：“阿龍，回來考個老師吧，一方面完成家長的心願，而且大家可以天天在一起，無憂無慮地生活。”

“哇，一說到這句，馬上心就飛起來了，飛回了老家。”他的眸子亮了。

2019年7月25日，主唱阿龍在北京某排練現場 圖 / 本刊記者 薑曉明

貝斯手萬裡囤音響設備的倉庫成了大家的據點。被喚作“裡哥”的萬裡頭髮最長，年紀最大，說話卻是最細聲慢語的那個。

和阿龍一樣，萬裡更喜歡在琴行裡教學生：隻用面對學生和家長，相對單純；之前在手機專賣店、電影院和金融機構工作，從穿戴到語言，都要光鮮活泛才能成事，他卻擰巴；直到拿租賃音響設備做了主業，閑時和阿龍他們排練，雖上頓不知下頓，但總算回歸本心。

至於阿麥，看起來最陽光的一個，迷茫的時間也最短。嶺南師范畢業後去陽江教書，日子裡總差些什麽。三人都笑說他是被阿龍的電話給“騙”回家的。接到發小的回鄉邀約，阿麥沒多猶豫。“大家老說這樂隊小號特別，不過正好是我大學學的管弦樂，趕巧了。”

副主唱阿麥，兼鍵盤手和小號手 圖 / 本刊記者 薑曉明

“回來當老師，內心真的能說服自己嗎？”我問他們倆。

“有代價的，我既然能回來，肯定就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想玩音樂。”阿龍斬釘截鐵。又說，“頭兩年我們也是經歷了挺多的，放棄了挺多。”

“放棄的是什麽？”

“就所謂那種體面一點的工作咯。在朋友面前我說過，我已經注定成了一個，那種所謂回到家、被（長輩）安排生活的人。我們很多朋友還在外面嘛，在為自己的夢想在打拚。”

九連真人樂隊，左起貝斯手萬裡，副主唱兼小號手阿麥，主唱兼吉他手阿龍，2019年7月24日，拍攝於北京SAS酒吧 圖 / 本刊記者 薑曉明

牽絆

和靠山吃山的客家祖輩不同，阿龍和萬裡的父母，已脫離了農田，在學校和醫院謀職，屬於“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家庭。然而安身立命的重要性，始終深深烙在客家人意識裡，深信“人唔讀書無文化，雞毛上砰人看輕”。何謂“出頭”？怎麽都需要一份穩定、體面的職業來交待——譬如老師、醫生、公務員。阿龍做過的設計，並不在其中。

《莫欺少年窮》裡，阿民面對阿公阿叔阿婆阿伯和阿媄一群親戚舌戰的場景，有誇張成分，但也和生活相差無幾。

有年清明節，萬裡一大家子人回去掃墓。有親戚問他，學習怎麽樣啊？還是老樣子呀？沒前途喲……“他們的口氣裡，就是把你這人給放棄了。”

一次他們做了個小範圍的音樂會，萬裡的好友也上台玩了一把。“他回家發到朋友圈，領導看到就說，你這個身份搞這個東西，給企業也會帶來不好的影響哦。朋友越想越來氣。”很少情緒化的萬裡，那次也著實失落了一把。

即便是“樂夏”播出兩期後，得了好名次的他們仨回到老家，親戚們依然會殷切地流露：能有更穩定的工作，還是比這個（樂隊）好。

一面想奔出去證明自己，一面又被家裡強烈地需要。親情、道義和內心希冀之間的拉扯，溫甜又艱澀。不行只能取一頭，甘苦，都自己咽。

鄉鎮裡面的醫院，工資才一千多，經年未提。好些年前，為了供孩子念書，萬裡的父母跟人合夥開了飯館。白天在醫院上班，還得抽空給餐館客人打上幾通熱絡電話：“新食材到了，要不要來嘗一嘗呀？”

“他們那時都很瘦，臉色也不好，還要陪酒抽煙，應付人情。”起意要買吉他的高中生萬裡，在飯店裡鬧過小脾氣。可把玩音樂的心思跟父母講清，父母還是應允了。“一把吉他比一個多月的工資還多。他們只要了解你已經能自己思考、處理，還是會支持。”提起往事，萬裡有點唏噓。

“我當時藝考，家裡前前後後也投了小十萬……”阿龍的回憶也被喚起。

四年前，爺爺離開，暮年的奶奶和患肺病的父親越發步履蹣跚，萬裡逐漸意識到責任壓肩：“（父親）老得吸氧，供氧不上來，其他器官也會受牽連。他平時散步走不遠，就小走一下。更不用說換煤氣，換燈泡這些，都得我來了。”

就這麽歸鄉了。搗騰音響，接零活兒，終究不是老人眼裡的“正途”。可兒子就一個，時間長了，也就認了。客家人勤勉堅韌，懶惰就得規訓。

“活兒少的時候，我爸看到你在家裡太‘清閑’了，就會嘮叨一下。一有工作，可能我夜裡兩三點回家休息一下，第二天六七點就起來了。看到我這麽‘受罪’，他就開心了。”萬裡淺笑著講。

貝斯手萬裡 圖 / 本刊記者 薑曉明

他們都承認，這代獨生子女，對待父母是“既嫌棄、又依賴”。父母把最好的都往孩子身上砸了。兒女既避之不及，又沒吃過苦頭：受一點挫折就要發（朋友）圈。“再看那時候的微博微信，真是矯情死了。”哥仨搖頭歎息。

所謂“下山、上山”，並不徑直對應著年輕一代的出走與回歸。在阿龍的筆下，那意味著是否對每一件事情做好了準備，想清楚了每個選擇要承擔的一切。

飛魚

“林生祥+黃連煜（台灣客語歌手）+董事長（台灣搖滾樂團）+拷秋勤（素材和樂器都源自本土的台灣創作樂團）+Gai”，“萬青版的五條人”……從亮相之日起，九連就被外界貼上一串串的標簽。

阿龍很有些不以為然：“他們找不到什麽可說的了，總需要個參照物吧。這樣也好，無法定義我們。”

2019年4月6日，九連真人在黃燎原和宋昕薪為他們辦的專場音樂分享會上演出 圖 / 逍遙山羊

九連從不自認為“民族”或者傳統風。客家戲曲和山歌，多少也聽過，但三人始終無感。唯有一次，阿龍被真真切切地電到。

“跟著裡哥去農莊的采茶節。一個人聲，把所有人的目光和耳朵都吸引過去了。以前我覺得山歌土，可是那個叫謝叔的山歌王真的唱得太好了，嗓音好好聽。沒伴奏，腔調也足以吸引我，那些急促的音、拉長音，真的只能用‘直擊內心’形容。”他好一通振奮——音樂就是這麽來的。

回去就搜謝叔，隻覺錄音版都沒有現場的感覺妙。也許聽感也需要場域和機緣。但他從此在演唱時，會盡量還原謝叔那樣叫人“魂飛魄散”的狀態。

但說起台灣音樂人林生祥和交工樂隊，他毫不否認他們的烙印。“搞客家語的樂隊，都繞不開交工吧。就像任何做藝術的人，他總能找到一個敬仰的前輩，然後往那邊靠。”

在交工樂隊長達10分鐘的《風神125》裡，成仔離開村子去大城市打工，一去十年，最終騎著風神125回到老家，一路不停地向土地公和父老訴說自己的無能無力：“母親這十年日子，我像無主遊魂，工作乾過一樣又一樣，哀哉！沒半樣有希望。女孩交過一個又一個，一概都難以成雙。經濟起泡我人生幻滅，離農離土真波折，不如歸鄉不如歸鄉……”

被城市浪潮淘汰、扔回家鄉，又被快速遺忘的阿成，在社會學背景的知識分子、交工詞作者鍾永豐看來，正是連接起80年代台灣返鄉青年、無殼蝸牛聯盟（台灣數年前無力購買房屋而租屋生活的群體）和泡沫經濟的縮影。而比起對理論的認知，主創林生祥更在意的是人性與生活，與鄉民的交融與實踐。

在他們的作品面前，阿龍隻覺自己年少時“無病呻吟”的小情緒不值一提。“就好像在大浪的背景下，跳出來的小飛魚，我就這麽跳冒了一下，經不起任何推敲，一掰就倒，也唱膩了。”

於是自《夜遊神》發端，他想與那個寫過幾筆口水歌的自己割裂。“從這首開始，我們就在向交工致敬了。我把《風神125》整張專輯裡的阿成，借用過來（笑），對，就是阿民跟著的那個鬼火摩托大佬阿誠。生祥老師寫的是一個失意青年回到家鄉，我寫的是還想往外面跑。他的阿成看淡了人世間不如意，回來是悲涼，或者豁達。九連會更有憤怒感或者衝勁。”

從上世紀80年代末至今，鍾永豐與扎根美濃的林生祥，合作了《我等就來唱山歌》等若乾專輯。從煙房改造的錄音棚，到戰隊一般林立的菊花田，那時候的音樂生產，自始至終都是“交工”的：農田與野豬就在隔壁，鄉親們熱心地送來鳳梨與芭樂（番石榴），更參與錄音；從錄音、嗩呐編排到詞曲咬合，每個樂隊成員都在表達自己的意見。交工的存在與離散、發展，承載了台灣社會三十年的興衰，也因此具有了歷史和文化書寫的意味。

九連的閱歷與底蘊尚在積累，但哪怕一點點的沉重，到了創作裡，也會被見多識廣的張亞東勸誡，“還是盡量輕鬆一些，學會先享受音樂”。

對阿龍、阿麥和萬裡，表達與享受，或許並非兩極——只要一切，發自真誠。

在河源一帶，至今，走街的小販自行車後面都會綁著鐵桶，裝著做好的油果和葉板，用鐵棍去敲鈴鐺，叮叮當叮叮當。那段時間阿龍聽了不少台灣新民謠時期的作品，仿佛回到聽媽媽唱那些歌的兒時，“歌詞簡單又好聽，家庭卡拉OK嘛，現在很少出這樣的歌了，那我就自己來寫寫看。”《北風》裡的“做事，囊來翻身”，讓聽到這首歌的客家人淑霞（化名）想起奶奶曾經告訴她的：“人愛人打落，火愛人燒著”（人只有在逆境中才會奮鬥）。

“上夜三斤狗，下夜三伯公”的傳說在嶺南家喻戶曉：做泥水匠的李三雄，兒子流落海外不知生死，孤苦過活的他被鄰人百般嫌棄。突然一夜兒子中了馬票，衣錦還鄉，鄉鄰們連聲奉承，連“三斤狗”的罵名都換成了“三伯公”。傳說裡呈現出的勢利和庸碌，在九連改編的《凡人歌》裡，正好和李宗盛的“利字擺中間”精準吻合。

九連真人《凡人歌》

《落水天》是為阿麥而寫，也是為和阿麥有著相似童年的留守孩子們而寫。宋昕薪解釋：阿麥從小不在父母身邊，委屈或者難過時，會把自己鎖在房間哭，腦海裡想著“為什麽別人可以跟爸爸媽媽生活在一起，我卻不一樣。”

長大了的阿麥早已釋然。外公外婆和其他親戚的關愛與照顧，把“留守”的孤寂衝淡了許多。但一年前在深圳的live houseB10唱《落水天》，他還是沒把持住。阿龍在一旁唱著“轉來哩哦！”阿麥回應道：“回不去哦。”演出結束，他死活也不想再唱這歌了：“阿民”的女兒如何懇求都換不來父親回家的決心，該有多絕望？

聽到《招娣》，祖籍河源附近的淑霞說心裡會有點生疼。“姐姐和妹妹加上我是三個女兒，弟弟是我爸爸從農村‘買’回來的，因為客家人很看重傳宗接代。我爸去旅遊都隻帶著我弟，不會帶我妹……不僅是我爸媽，家裡的男性長輩都基本把女人當生殖工具的。”她因此覺得，九連歌曲裡傳達出的內容和精神，在當下太稀缺。

貝斯手萬裡接女兒放學 圖 / FIGURE提供

引流

田埂間給鄉民演出，聽起來詩意浪漫，卻知音寥落。窩在家裡練，到底動力不足。

阿龍很羨慕本地的街舞人，他們會義務教學校的舞蹈社團。下了晚自習，高中生們在公園裡集體battle。“那氛圍真的特別好，唯獨樂隊就沒有。沒有北方話說的‘茬琴’。”

半年多前，看到“蝦米滾石原創比賽”的消息，阿龍幫大家報了名——就想激發下幾個人的鬥志。

他回憶在成都寫《夜遊神》，就是車上半小時的工夫。從用客家話創作，到錄音，統統即興。上“樂夏”時氣口切得準，其實開始也沒多想。“最早的版本裡，語言有點雜亂重複，我還有點打頓（磕巴），但那才接近真實的講話狀態。就連電話聲，也是用紙包著我的嘴巴，做擴聲器模擬出來的。”因為覺得不夠好，這個版本已經被他們自己下架。

可參加蝦米比賽那會兒，實在沒條件，有點滋滋啦啦的《夜遊神》錄音帶，就那麽遞到了海選評委的手邊。

“第一回聽，嘿，夠亂的。這都什麽呀？真沒覺得怎樣。”在“樂夏”裡資助他們貝斯的張天罡說。台灣音樂製作人顏仲坤和吹米卻聽出了別樣的意思。“有點好玩兒，要不給個機會？”

到了廣州的複賽，吹米在場地外頭小店買東西。忽然聽到一陣吉他，账都沒結就往場地裡頭跑。“我說，誒，這應該就是九連，阿龍的音色太有自己的特徵了。趕緊先衝回去聽一下，完了再跑回來結账。”

到決賽，九連真人最後一個上場。張天罡驚著了。

“聽了很多歌，總會養成聽覺習慣，但《夜遊神》完全打亂了你的預判。阿麥穿了一個帽衫，口袋裡還放了個手機，我當時想，居然這樣就來比賽！歌的結構變化很大，加了一段國語，還有最後阿誠的結局，歌的結尾，唰地停了。demo還真有欺騙性。”

評委也對九連的表演印象深刻：阿龍和阿麥分立舞台兩側，像說唱，更像角色分明的戲劇表演。兩人用手指天、“懟”地，踮腳，晃肩膀；阿麥的一雙眼直往外噴火，仿佛要宣泄出積攢了20年的不平不滿。唱到高潮處，阿麥晃頭的頻率加快，嘴巴張大，那份魔性，讓郝雲直言“起了生理反應（腎上腺素激增）”。

九連真人在蝦米滾石原創樂隊大賽 圖 / 李奔跑

比賽期間，九連真人便引起了宋昕薪的注意，她把樂隊推薦給了老闆黃燎原，立誓要給他們做經紀人。久不問江湖事的老黃也動了心。“九連不是文藝青年，也不是純農耕的寫實者，但他們很有點老搖滾的意思，心裡憋著一股勁兒。”

他說阿龍很像當年的梁龍，軸，演唱起來還有種常人不易察覺的“妖氣”。“他可能沒有豐厚的知識，但想問題會很深入，所以呈現出一個表面，似乎沒那麽開心。但一旦開竅，會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東西來。”

不過這份冷靜多思，算上閱歷略豐的萬裡，到了人精起堆的綜藝和真人秀，也成了被耍得團團轉的“小白”。《樂隊我做東》的攝影機，老實地記錄下了這三人的生澀，玩遊戲時的不圓熟，被臧鴻飛和馬東挖坑提問時的遲疑，不知所措。阿麥乾脆繳械：“我以為今天來，就是好好吃頓飯的呀……”

也是到這時，大家才知道，萬裡是節目期間第一次參加國內的音樂節，阿麥也是在“樂夏”才嘗試“跳水”（搖滾樂手和樂迷興奮時從舞台上跳下人群，由觀眾接住再傳回台上的動作）。

一夜成名、橫空出世，好像能拿來形容九連真人的際遇。阿龍卻覺得不然。

“樂隊還是正常地生長。其實，我們引發的關注還不到‘中國有嘻哈’（當時引爆）的零頭。”細水慢流，在幾個人看來才是真實的反應。他們覺得，“樂夏”的熱播，最積極的結果是引流來了一部分從來沒有聽樂隊習慣的人。“給很多人打開了一個口子。還有就是，對那些快要放棄了的樂手，（要相信）他們自己就是夏天。”

村裡的阿姨們覺得九連真人為家鄉爭光了 圖 / FIGURE提供

“樂夏”最後一場，白岩松語重心長地寄語，九連部門的領導應給他們幾個升職加薪。阿龍沒妄想這個。從開賽到完賽，鄉裡鄉親投在九連身上那股好奇和獵奇的眼神，和幾年前打量他們時並無分別。“沒想到這樣也能夠成名啊？就這種心態。我們也不希望在當地造成一個多大的影響力。能少點偏見就挺好的。這樣的一種生活，比那些隻愛打牌，一味喝酒聊天，會好很多。”

阿麥和阿龍的學生們自然會追問兩人參賽的點滴，可到了課間，孩子們還是愛刷抖音，偷偷打開電腦聽《學貓叫》或者喊麥。“還問我，老師，你在大廠，有沒有見到那個誰誰誰（流量明星）？呵呵。我都不知該說什麽。”阿麥一副抱歉的表情。

阿麥在學校辦公室 圖 / FIGURE提供

阿龍曾經放Beyond的《Amani》給學生聽。孩子們嘲笑他老土，他便細細解釋歌曲的時代背景，“amani”和“nakupenda”在斯瓦西裡語裡的涵義（和平與愛）。“有的不太明白，有的還是點點頭，對他們當時來說可能不會產生什麽巨大的影響，但我相信，知道總比不知道的要好。”

也有些少年，在連平街道上看到阿龍，不太好意思打招呼，會到縣城裡跟他去聊比賽。“問我，在連平還能不能找到人來組樂隊？我說，是可以的。我會告訴他，還有哪些學生在玩，他們剛好又在同一個高中或者初中，那你們就會有夥伴了，這個群體就慢慢建立起來了。”

結束一天的排練，收工回家 圖 / FIGURE提供

對二手玫瑰曾經的期許，黃燎原又一次放在了九連的頭上：“希望你們不僅僅是做支樂隊，而是能進入中國文化史。”

“這個詞太大了。”阿龍回應。“他跟很多人都說過。我們可沒想那麽遠。就想著能把‘阿民’帶出去，見識一下。”

問萬裡，演出費漲了好幾倍，是不是能把買音響的欠債迅速還掉了？他正要點頭，又囁嚅著，“說不好，也許還會再投（錢）進去。好設備好多呵。”

這或許是他們未來面臨的頭一個落差。在“樂夏”，所有的燈光音響舞美，都為參賽樂隊度身定製。編cue（燈光控台中用於所有編程數據的基本佔位符）時，燈光師對場景做了獨特的處理，會用“燥、靜、甜、熱血、情懷”等等分別展現每支樂隊的表達。

“你的感官感受到的一切，都是專業人士精心準備、不斷調整出來的。突然回到家裡後，那麽簡陋的環境，包括以後的演出，也不一定有這樣的配置了，就是live house的氛圍。當然，有氛圍，就不錯。”阿龍說。

創作上，困擾他的就是視野。“現在還是太小、太窄了。我希望有更多的可能性，不單只是堅持客家話、或者加入國語，語言從來不是個問題，你有話要說才是重要的。”

“越唱到後頭，越有不少聽眾覺得曲風有點單一？”

阿龍坦承，好多想法，樂隊因為硬體和人力都沒法實現，自己不會的也很多。“各種采樣的再創作、電腦製作，都不擅長。要學。”

“真的不打算離開連平？”無數人問過，阿龍的回答都是“不會”：家人要照顧，北京的熬夜節奏難以消受；更何況，沒有連平，沒有當教師、街邊地頭的摸滾，何來九連？

黃燎原倒付之一笑，祖籍梅縣的他送給九連自家的家訓，“年深外境猶吾境，身在他鄉即故鄉”：“以前的中國農民，哪怕到西伯利亞也撒兩把種子，看能不能長莊稼。如今大城市的早沒有這根性了。但客家人還是保留了很多傳統文化的東西。對九連來說何嘗不是，到哪兒，都能變成家鄉？關於未來，不管他們，還是外人，都沒必要太早下結論。”

（參考資料：音悅人生訪談。感謝李磊、張薇、陳雅峰對本文的幫助。實習記者肖淼、都芃、李健祺、鄭伊靈、蘇碧瀅、劉夢婷等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