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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並維持一副軀體,令人精疲力竭

取自第一本全彩解剖圖譜:達戈第《肌肉學》(完成於1746 —1748 年間)的三張版畫。

封面破敗不堪,書芯幾乎散架,紙頁上筆跡潦草,血跡斑斑。這不是犯罪現場的物證,而是19世紀初一位醫學生的插圖教材。這也並非什麽秘籍寶典,倒更像是野外求生的地圖,靠它才能完成手邊血腥的肢解任務。

而真正的犯罪現場,你絕對找不到蛛絲馬跡。前夜,盜屍者潛入事先踩好點兒的公共墓地,掘出入葬不久,死於截肢後感染的屍體。這是個技術活兒,他們在墳墓靠近頭部的地方挖一個洞,然後用繩子套住屍體的頭,一拽,便把整具屍體拉出來。之後,要填土複原,恢復如初。畢竟,以當時的英國為例,一年500具的屍體需求,一片墓地的羊毛總要薅上個十幾次。

伯克與黑爾(Burke and Hare)是19世紀英國最臭名昭著的屍體販子組合。從倒賣現成屍體轉向謀殺獲取屍體。1829年1月,伯克被處以絞刑,骨架被放置在愛丁堡醫學院解剖博物館展覽至今。

無論何時何地,正義女神始終蒙上雙眼,一手持秤,一手持劍。而希波克拉底的後人們,個個睜大雙眼,一手持解剖刀,一手持參考圖——對每一位醫師來說,沒有永恆的奧秘,只有暫時的無知。

那些醫學教材和上面的插畫,將死與生連接;紐帶,正是沉默不語的死者身體。這些插畫是如何表現醫學生或解剖學家實際在手術台或停屍間裡可能看到的東西?這些圖像承載了什麽樣的審美和文化價值。它指向一個醫學與藝術都關心的問題——圖像如何才能比人體更真實?

倫敦亨特(William Hunter)解剖學院的解剖課素描。由施內貝利(R. Schnebbelie)繪於 1830 年

1.

肉體的祛魅

1890 年由隆巴多(E. S. Lombardo)所繪,圖中解剖學家對著從女子身上取出的心髒沉思。

經歷了古典時期、文藝複興,直至啟蒙運動。醫學與藝術對人體的認知時而保守,時而開放。“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充滿虔誠與敬畏;“人是萬物的尺度”,雄心壯氣不可阻擋。

“認識你自己”——在理性精神之下,人們不只有外表的矜持和體面,還有醫學望眼欲穿的身體。

頭骨解剖圖,局部移除腦膜以了解大腦構造。取自貝爾(Sir Charles Bell)的《大腦解剖構造》(The anatomy of the brain,1802)一書

以圖像描繪和記錄病患與病灶,是西方醫學傳統,它們象徵著一種臨床的客觀性,這種客觀性的光環掩蓋了無數有意無意的人為介入結果。這些圖像讓我們一窺“內在的外在”:它們聚焦的客體都是看得到的外在,但這些外表下,卻看不到生命和健康。

將一個個備受煎熬的身體變成一幅幅血肉豐滿的圖像,這本身就需要藝術家與醫師的合力。前者將混沌和缺陷升華為可理解的秩序,後者則能夠銜接生與死、人格與客體、話語與沉默之間的爭議邊界。

1851年的版畫,內容為一名呈坐姿的黑人男子大動脈與腹部主動脈解剖。在西方解剖傳統中,非白人的屍體解剖圖實為罕見。

對健康與疾病的描繪,通常是在解剖室裡完成並使用的。藝術家耗盡心力,將所有技藝,表現在隻活一次的身體上。醫師和科學家則在此質詢死亡,將永恆末世轉化成生理事實,用宇宙的無限取代宗教的永恆,但他們合力創作的圖像依舊道盡了肉體的脆弱與短暫,憑吊逝去的一切事物

2.

流行是一種病

庫珀(Richard T. Cooper)的水彩畫以擬人化的骷髏天使描繪象徵死亡的結核病。

醫學插畫建立了一種共同體和共通的技術、原則與價值,讓同行能用一致的方式觀察病患的身體。它們強調的客觀性,並未因攝影術的誕生而削弱。相反,這種客觀性在19世紀末逐漸和科學攝影相提並論。醫學插畫歷久不衰的真正原因可能就在這裡:它們扮演承前啟後的角色,精確地傳達了那個年代的氛圍。

結核(Tuberculosis),舊稱癆病(Phthisis,源自希臘語,意為耗去),捕捉到浪漫主義盛行的要訣:過多的激情,從身體內燃燒自我,以苦難淨化並升華創作的靈魂。結核病奪走了一系列名人的性命:濟慈(John Keats)、布朗寧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肖邦(Frédéric Chopin),以及勃朗特(Brontë)家的兄弟姊妹。

左圖:受粟粒狀肺結核影響的腹膜和腸道;右圖:結核性軟腦膜炎,一種封閉腦膜的化膿性感染。

在19 世紀文藝作品中,也有結核病的影子: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在《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1848)中塑造的瑪格麗特惹人憐愛,更激發了威爾第(Giuseppe Verdi)創作出歌劇。同樣情況,還有法國作家穆傑(Henri Murger)的小說《波希米亞人》(Scenes of Bohemian Life,1848 )。女主人公“年輕貌美,滿懷生的歡樂,卻又熱情、憂鬱。她瘦削脆弱,白得像癆病天使,血管裡流淌著青春的熱血,玫瑰色的皮膚透出茶花的白淨。”這也激發普契尼(Giacomo Puccini)創作出了同名歌劇。

結核病甚至影響了時尚的審美觀,比如在臉上鋪施粉底以達蒼白效果、穿著緊身馬甲以模仿瘦削的美態。

正如濟慈看到結核病咳血斑點灑在自己手帕上就感到高興一樣,近代早期的商人知道自己罹患痛風時,也可能暗暗感到驕傲——因為這代表自己出人頭地了。醫史學家波特(Roy Porter)和盧梭(George Rousseau)認為,痛風是一種富貴病,是“不具感染性、非致命性”的疾病,在那些生活舒適的葡萄酒客戶(通常為男性)人生中某段時期開始產生影響。

一幅右手的水彩畫,碩大的痛風石令人觸目驚心,而痛風石上皮膚已呈現部分潰爛。

“痛風一般好發於年長人士,他們的生活大多富貴安逸、多彩多姿,而且對紅酒或其他烈酒來者不拒。他們由於年老力衰、行動不便,以至於長期不能進行年輕人會做的運動……易患此病者,通常頭部偏大,身體一般易充血、濕潤,同時習性渙散,但又具備強而有力的體質和最堅韌的生命耐力。”

從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一百多年間。西方醫學開始以各種形式和時代對話:科學、科技、工業社會、都市生活、機械化的戰爭,以及帝國主義的陰影。而醫學插畫,屢屢在這樣的對話中充當見證者。

霍亂的問題是流行病學和病理學之謎,要用統計數據和靈光乍現的洞察力才能釜底抽薪。惡性腫瘤被視為陰險的“政治疾病”,是身體政治對自身的反叛,喚醒潛伏於日常生活中躁動與毀滅性的力量。梅毒因其確診時間長,被稱為“偉大的模仿者”,進而在文藝作品中被引申為婚姻內破壞信任的方式,它顛覆紀律、約束和貞潔等資產階級價值觀,頹廢和墮落的邪惡色彩延續近一個世紀……

1831 年歐洲首次爆發霍亂時,一名 23 歲的維也納女子染病前後的比較。根據原圖附注,繪製第二幅圖像時,她染病僅一小時,而圖像完成四小時後她就撒手人寰。

《痘疹精要》內的手繪圖,書頁質地頗為細致。

1835 年,美國醫師伯駕(Peter Parker)在中國廣州市開了一家醫院,他委託畫家關喬昌描繪院內的患者長達5年。

患有第三期梅毒的男性患者頭部。嚴重的蠣殼瘡腐蝕了他的鼻子、臉頰、下巴和額頭。

這些疾病與醫學插畫,見證了社會、審美觀,以及科學傳統的不斷變化。這背後,包含了複雜的情緒——同情、厭惡、冷漠,甚至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幸災樂禍”。某種意義上,它們有助於我們重新理解19世紀逐漸建立起來的醫學倫理,對疾病的非道德評價,以及最為重要的——我們自己的身體。

3.

疾病與醫學插畫的藝術

心內直視手術在 20 世紀的進展非常仰賴對活體心髒的結構和功能的細部知識。

“解剖學家喜歡套色版畫,因為它可以清楚傳達某些病變的準確樣貌,或在解剖人體器官時呈現其具體的外觀。研究天花的教授,看到不同時期疫苗接種狀態圖的反應,就像花商看到鬱金香、拍賣商看到印度洋寶螺一樣,眉飛色舞……

“博學的解剖愛好者,會被胃壁暴露之美驚歎到翻江倒海,或是在大腦橫切面圖像前絞盡腦汁……然後,克服痛苦與厭惡之交雜——將開膛破肚的屍體放在一般人面前,這是唯一的感受。無論在科學或藝術領域,都一樣。”

癌症在腸道、肺部和其他組織的原發性和轉移性生長。

19世紀以來,大規模的診斷與解剖,將生死融會貫通。進入20世紀,放射線片、CT、MRI、超聲、數字減影血管造影等醫學影像技術的發展突飛猛進,醫學插畫作為醫學與藝術的完美結合,歷史走向或許不言自明。

2014年,英國知名藝術圖書出版機構Thames & Hudson與倫敦的惠康博物館(Wellcome Collection)合作,出版了名為《病玫瑰:疾病與醫學插畫的藝術》(The Sick Rose: Or; Disease and the Art of Medical Illustration)的藝術畫冊。

世界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在第一時間給予了這樣的評價:

“如果說醫學插畫的命運,同所有醫學圖書和文獻一樣,終將被更新更好的出版形態所取代,《病玫瑰》或許會作為紙書得以延續。這本書值得推薦給每一個人,無論你喜愛藝術、醫學還是歷史,或者只是對擁有並維持一副軀體而感到精疲力竭。

《病玫瑰》的書名,源自英國詩人、藝術家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同名詩作。書中收錄了創作自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354幅珍貴醫學插畫,集中展現了前彩色攝影時代醫學圖像的科學與藝術成就,也回顧了一段令人難忘的人類疾病抗爭史。

這些醫學插畫分屬於10種具有鮮明時代性的流行病:皮膚疾病、麻風病、天花、結核、霍亂、癌症、心髒病、性病、寄生蟲和痛風。同時還結合歷史地圖、信息圖表,以及當代的個案筆記,揭示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在工業革命的波濤洶湧和文藝運動的五彩紛呈面前,對疾病、痛苦,乃至死亡的恐懼與癡迷。

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的《病玫瑰》,取自《天真與經驗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and of Experience)詩畫集圖48

《病玫瑰》的作者理查德·巴奈特(Richard Barnett)是一位醫學史專家,倫敦大學學院醫學史博士,還是作家、詩人、電台節目主持。他曾任教於在劍橋大學和倫敦大學學院,主講疾病史、進化思想史等課程。巴奈特還曾擔任BBC醫療喜劇《江湖郎中》(Quacks)的歷史顧問,並在最近CCTV9紀錄片頻道熱播的紀錄片《手術兩百年》中接受專訪。

《病玫瑰》的出版合作機構惠康博物館,也值得一提。它位於英國倫敦,是世界上著名的醫學與健康博物館之一。博物館由著名藥劑師,企業家亨利·威康(Henry Wellcome)爵士個人建立。威康製藥後與葛蘭素合並,成立了著名的葛蘭素威康公司(Glaxo Wellcome)。

惠康博物館中藏有一切有關“人”和“人體”的物件,從古代巫術的儀式物品到現代的全套手術裝備,甚至還有拿破侖的牙刷,南丁格爾的拖鞋,達爾文的隨身杖。

《病玫瑰》的中文簡體版現由理想國出版。為確保品質,理想國選擇與原版書相同的印廠共版印刷(co-edition)。專色布脊精裝,雅黑漆片燙印,百分百還原這部曾獲英國圖書設計與製作獎的作品。

同時出版的,還有該系列的另一部作品《手術劇場:十九世紀外科學圖志》,其中收錄470幅手術、解剖與器械圖像,重現外科學的變革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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