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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翻譯了整個中國

他出生的時候,母親夢到一隻白虎躍入懷中;十一二歲時,他就用五言古體翻譯雪萊《致雲雀》;在牛津求學期間,他用英雄偶句體翻譯了屈原的《離騷》,還用中世紀法文寫作情詩,追求到了未來的妻子;他通過中西互譯,讓國人了解了西方經典,讓中國文學走入了世界視野。有人讚其“翻譯了整個中國”,但熟悉他的朋友卻說:“與其給他一個文學博士榮銜,不如給他一打威士忌。”

他就是著名翻譯家楊憲益。

“我出生於1915年1月10日,按陰歷推算,是甲寅年(虎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母親日後告訴我,她生我之前做了一個夢,夢見一隻白虎躍入懷中。算命先生說,這既是個吉兆又是個凶兆;這個男孩長大後不會有同胞兄弟,他的出世還會危機他父親的健康,然而,在他經歷重重磨難和危險之後,將會成就輝煌的事業。”

不知楊憲益先生在自傳中寫下這段開篇時是何種心情。他幼年喪父,中年喪子,老年喪妻,半生坎坷;而同時,他在翻譯上的成就足以名傳千古。算命先生一語成讖。

楊憲益生於天津,是名副其實的富家公子。楊家先輩許多是清朝高官,楊憲益的祖父就曾參加殿試並高中翰林,到父親這輩又趕上了中國最早的留學潮。楊父是留日歸來,在天津擔任中國銀行行長。舊思舊習難消,新鮮事物又在不斷滋長。幸而,家庭背景為楊憲益在時代的夾縫中撐起一方書香浸染的安全天地。

12歲前,家裡禁止楊憲益出門上學,害怕作為家中獨子的他會遭到綁架或其他意外。長居家中的孩子無事可做,主要的事情就是讀書。十一二歲的年紀,楊憲益就已讀過許多古代筆記小說和明清傳奇,以及歐美小說家和詩人的作品。他不但讀書,還會嘗試把自己喜歡的洋詩歌翻譯成中文舊體詩,比如用五言絕句翻譯雪萊的《致雲雀》。翻譯大家的苗頭從兒時便可窺知一二。

19歲那年(1934年),楊憲益隨老師郎曼先生遠赴英國,先在倫敦學習古希臘文和拉丁文,後考入牛津大學墨頓學院,研習古典文學。年輕人藝高人膽大,在讀書期間,竟然用英國的英雄偶句體(Heroic couplet)翻譯了古典名篇《離騷》。這種詩體由英國詩歌鼻祖約翰·德萊頓創造於17世紀,是英國詩歌的主要形式之一。這或許是楊憲益最得意的翻譯作品,也是先生一生最率性的翻譯。

Long did I sigh and wipe away my tears,

To see my people bowed by griefs and fears.

Though I my gifts enhanced and curbed my pride,

At morn they'd mock me, would at eve deride;

First cursed that I angelica should wear,

Then cursed me for my melilotus fair.

But since my heart did love such purity,

I'd not regret a thousand deaths to die.

(猜猜這是《離騷》的那一段?)

海外六年,楊憲益行至美國、北歐、埃及、歐陸多地,結識了不少留學在外的中國學者,如楊周翰、向達、錢鍾書、楊絳等等。當然,最重要的相遇,則是與未來的妻子——戴乃迭(Gladys Tayler)。

戴乃迭,1919年出生於北京一個英國傳教士家庭。7歲時,她隨父母回到英國,1937年考入牛津大學學習法國文學。年幼時期的京味兒記憶,在遇到楊憲益後,燃成了對另一種文化的喜歡,以及對一個人的深愛。

彼時,戴乃迭在中國協會擔任秘書,而楊憲益在學習古希臘羅馬文學的同時,也在學習法語和法國文學。兩人因此相識,很快便彼此吸引,墜入愛河。戴乃迭欽慕於楊憲益的才華,回憶說對方曾用中世紀法文給她寫情詩。楊憲益也十分欣賞戴乃迭的聰慧和勇氣,“我改學英國文學以後,她也決定放棄法國文學,改學中國文學。當時牛津大學剛開始設置中國文學榮譽學位,她是攻讀中國文學榮譽學位的第一人。”

儘管這段姻緣並不被雙方家庭看好,但兩人還是決定結婚,並在山雨欲來的1940年,毅然決然地拒絕了哈佛等英美院校的邀請,接受了沈從文和吳宓推薦,準備回國前往西南聯大。

可惜行程艱難,兩人取道美國返回上海,又經香港,終於來到了家人所在的重慶。母親的百般挽留和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的盛情邀請,讓楊憲益無奈之下辭去了西南聯大的聘任,先後在重慶中央大學和貴陽師范大學任教。在此期間,楊憲益夫婦不僅結識了許多學者友人,還認識了幾位外國朋友,包括日後成為當代西方中國藝術研究泰鬥的邁克爾·蘇立文。

在楊憲益廣泛的朋友圈裡,有一位詩友叫盧前。經此人介紹,楊戴二人最終來到北碚國立編譯館工作。梁實秋是館裡翻譯委員會主任,在他的建議下,編譯館成立了單個部門,由楊憲益和戴乃迭領導,專門從事將中國經典翻譯成英文的工作。

因緣際會,楊氏夫婦從此走上了翻譯的漫漫長路,一翻便是半個世紀。

1951年,編譯館編制取消,幾年輾轉後,兩人調往北京外文局。楊憲益拒絕了翻譯毛選的邀請,全身心投入古典文學作品的翻譯。儘管雜事繁多、運動頻仍,50年代仍是楊憲益成果最為豐碩的時期。先前翻譯的《儒林外史》等作品順利整理出版,楊憲益後又翻譯了許多唐傳奇、宋明平話小說、《牡丹亭》《長生殿》等詩劇戲曲作品,並為《中國文學》翻譯了大量唐宋詩選。

楊憲益還把許多外國文學翻譯成了中文。“我記得我從拉丁文翻譯了維吉爾的《牧歌》,從希臘文翻譯了阿里斯托芬的《鳥》和《和平》,此外還譯出了普勞圖斯用拉丁文寫的一部羅馬喜劇《凶宅》,還有蕭伯納的《賣花女》和《凱撒和克莉奧佩特拉》等等。”

《鳥·凶宅·牧歌》

[古希臘]阿里斯托芬、[古羅馬]普勞圖斯、[古羅馬]維吉爾 著

楊憲益 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2月出版

但是現在林中神女和詩歌都不能使我高興,

就是你們也沒有用,你們這些山林,

我的勞役受苦總不能改變神的心情,

即使我在嚴寒氣象去喝赫伯魯河的水,

在西董尼地方忍受冬天的雨雪霏霏;

即使我到那高高榆樹枝葉曬得乾枯的地方,

在巨蟹宮的星座下去到埃息奧庇放羊;

愛情征服萬物,我們也只有向愛情投降。

(摘自《牧歌》)

翻譯阿里斯托芬的過程頗為有趣。據古希臘文學翻譯巨擘羅念生回憶,1954年,世界和平理事會中國分會希望紀念希臘“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兩千四百周年誕辰,致電他說要出版《阿里斯托芬喜劇集》。因時間緊急,羅老找來楊憲益翻譯《鳥》,又找周作人翻譯《財神》。周作人日記中寫道,他於1月動筆,3月譯畢。三人相互校閱,“楊君還是識者,大體尚妥”(6月6日記)。

珀斯特泰洛斯哈!我想出一個專為鳥類的偉大計劃,只要你們相信我,你們完全可以實現。

戴勝怎麽相信你?

珀斯特泰洛斯怎麽相信?首先不要再張著大嘴滿處飛,那是不大體面的;舉個例子:在我們那兒,要是你問那些遊手好閑的人,“那個家夥是誰?”特勒阿斯就會這麽說:“他是個鳥兒,輕飄飄的,飛過來飛過去,糊裡糊塗的,哪兒也停不下來。”

戴勝罵得有理。可是我們該怎麽辦呢?

珀斯特泰洛斯你們應該建立一個國家。

戴勝我們鳥類能夠建立什麽國家呀?

珀斯特泰洛斯真不能?你說的話真糊塗。你望下看!

戴勝我看了。

珀斯特泰洛斯你望上看!

戴勝我看了。

珀斯特泰洛斯把脖子轉過去!

戴勝他媽的,我要是把脖子扭了,才劃不來呢。

珀斯特泰洛斯你看見了什麽?

戴勝我看見了長空雲霧。

珀斯特泰洛斯這兒不是鳥類的中樞嗎?

戴勝中樞?這是什麽意思?

珀斯特泰洛斯就是說,區域;在這兒天體運行,一切隨之轉動,稱為中樞。你們佔據這裡,做起城堡,建立國家,你們就可以像蝗蟲那樣統治人類,而且就像墨洛斯人的饑荒那樣毀滅天神。

(摘自《鳥》)

1960年,楊憲益花了一年時間把荷馬史詩之一《奧德修紀》譯成了中文。工作之外的翻譯成了楊先生肆意揮灑的試驗場。他把12110行的古希臘史詩翻譯成了曉暢優美的散文體,初版之時還洋洋灑灑地寫作了兩萬多字的譯序,考辯荷馬其人、創作背景、藝術風格,更提到《太平廣記》《水經注》等中國經典中的相似情節。字裡行間,依稀可辨當年那位藝高人膽大的志氣青年。

《奧德修紀》

[古希臘]荷馬 著

楊憲益 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2月出版

且說所有其他英雄這時都已離開戰爭和海洋,逃脫凶險的死亡命運,回到了自己家鄉;只有奧德修一個,苦苦懷念著歸程和他的妻子,卻被那有魔力的女神卡呂蒲索洞主留在她的山洞裡,要他同她成親;但是歲月流轉,上天注定奧德修回到伊大嘉島的一年終於到來,只是他回到親人中間的時候,還免不了要受些艱難考驗。

(摘自《奧德修紀》)

《地心遊記》

[法]儒勒·凡爾納 著

楊憲益,聞時清 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2月出版

儘管全身心地投入翻譯,寄情文學,現實環境卻愈發不容樂觀。身邊老友紛紛入獄或下放,災禍最終還是降臨到兩人頭上。

1968年4月的一個夜晚,還在對酌的兩人被警察帶走,一別四年。再回家時,櫃櫥裡已有老鼠安家;院子裡的仙人掌看似還立著,但一碰,嘩啦一下就化成了灰;還有桌上剩下的半瓶白酒,已經變黃,不能再喝了。

災難之後是更深重的灰暗。1968年,楊先生的獨子楊燁在英國自殺,身份和視線煎熬得靈魂失了形狀。一桶汽油澆下,留下熏黑的書桌和88張手抄詩稿。絕筆處,是英國詩人威廉·亨利的《不可征服》。

經年過後,兩位老人談及往事俱已波瀾不驚,唯有喪子之痛,始終留在楊先生最愛聽的那首愛爾蘭民歌《Danny Boy》裡。

1978—1980年,外文局出版了楊憲益與夫人戴乃迭翻譯的全本《紅樓夢》。這個譯本被紅學家吳世昌先生譽為“幾個英譯本中最完備最正確的譯本”,有感於古典名著翻譯的艱辛和貢獻之大,吳先生特意題詩相贈。

飄泊中年跡已陳,天涯海角若為春。

樽前間煞雕龍筆,夢裡空存寄象身。

《紅樓夢》的翻譯為幾代人津津樂道,但這其實只是先生貢獻的冰山一角。早年翻譯的《資治通鑒》因編譯館機構變動而中斷;之後翻譯的《史記》則因當時身份敏感而不予出版。60年代,夫婦兩人翻譯了大量魯迅的作品。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瑞典皇家學院馬悅然院士曾說,“魯迅在20年代,沈從文在30年代就應該走進世界文學。……60年代楊憲益和他的夫人將魯迅的《呐喊》和《彷徨》譯成英文,翻譯得很好,可惜有些遲了。” 80年代,楊先生任《中國文學》主編,發起並主持了“熊貓叢書”,將《西遊記》《詩經》《聊齋》等古典文學和巴金、沈從文、孫犁、王蒙等中國當代文學介紹到西方。想法來自西方的“企鵝叢書”,受歡迎程度亦可與之比肩。

1993年,香港大學因楊憲益“對開拓學問知識和人類福祉有重大貢獻”以及“在文學和歷史學上的傑出成就”,授予其名譽博士學位。2009年,楊老獲中國翻譯協會“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評語是,“他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譯文準確、生動、典雅,從先秦文學到中國現當代文學,跨度之大、數量之多、質量之高、影響之深,中國翻譯界無人能企及。”

如斯榮譽於楊憲益而言,不過是“須臾光彩”,也許還是老夥計們更了解他。

像黃苗子說,“與其給他一個文學博士榮銜,不如給他一打威士忌。”

像王世襄說,“從古聖賢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風流。”

也像楊先生的自書挽聯,“少時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知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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