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為什麽鬧成這個樣子？示威者要求特區政府不是暫停修訂《逃犯條例》，而是撤回修例，反正已經停了，依了示威者，換個詞，不就完了？
然而事情遠非這麽簡單。老胡今天就跟大家說說，為什麽特區政府就是不肯讓這個步。
修例是特區政府發起的，真還不是中央要求特區政府做的。面對嚴重抗議潮，特區政府意識到發起這項修例過於草率，於是先是表示暫停修例，後又宣布“完全停止”修例，並且明確說修例“壽終正寢”。也就是說，修例已經翻篇。
然而反對派一看特區政府後退了，立刻乘勝追擊，提出五大訴求，排在第一的是要求正式宣布“撤回修例”，但這已經是虛晃一槍了，因為撤銷修例和完全停止修例在立法上已無實際區別，揪住這個措辭區別，是為了帶出後四項要求，它們是：撤回6月21日衝突的暴動定性，將被捕示威者無罪釋放，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立即規劃實施立法會議員和特首雙普選。
分析這些訴求，其實質是要確保所有暴力抗議不被追究，從而確立反對派發動街頭運動在法律上的絕對安全和在政治上的絕對權威，警方如果依法阻止這種權威的建立反而是要被追究的。而這一切又都是手段，它們的最終目的在五大訴求的尾巴上露出來了，那就是他們所要求的絕對的雙普選。
“一國兩制”是個大系統，它是個實事求是的產物。香港在英國統治下形成了資本主義制度，而且由於歷史原因，在上世紀回歸前的80年代經濟發展水準遠超內地，內地社會沒有直接治理香港所需要的與那座城市現狀對接的政治和法律資源。我們或者無法接收香港，或者將香港內地化，導致資本大量出逃，而香港對促進內地改革開放又扮演了特殊角色。因此“一國兩制”成為當時最好、也是唯一選擇。
“一國兩制”的安排需要遵循兩大考量，一是要給予香港高度自治，實行港人治港。二是要防止香港在高度自治的過程中出現一個敵視中央的政府，那將導致憲製危機。所以對於特首普選，基本法一邊安排了時間表，一邊對候選人做出規定，其核心是非建設性的極端反對派人士不能參選特首，這就是2014年“佔中”危機的鬥爭焦點。
大家知道，香港這個地方有一群反對派煽動一部分人上街鬧事，與特區政府和立法會整體“嘩變”同中央對抗相比，完全是兩個性質的事情。基本法對雙普選設定的條件就是要防止出現後一種情況。只要香港與國家整體上保持和諧，就一切OK，香港內部怎麽搞，國家不管，也沒有興趣管。 中央能夠做的，就是盡量為香港安排搭上內地經濟發展快車的更加優惠的條件。
但是香港極端反對派最惦記的就是他們所要求的不設任何條件的雙普選。這次他們借“反送中”實現了對香港相當一部分民眾的煽動，嚴重挑戰了香港的法治，想借抵製運動迫使中央同意絕對雙普選的野心再次復活，這才是他們的真正目的。
衝在前面的香港年輕人搞不太清楚他們所參與的街頭運動會在大政治中處於什麽方位，他們被“反送中”這種編造出的極端口號和“民主”“自由”這樣的標簽式口號所激動。其實利用這些年輕人的老謀深算的極端反對派早就不關心修例的事了，它已經“壽終正寢”，再反它有什麽意義?但可以繼續利用這個口號，從而抓住“反送中”街頭運動巨大能量的慣性，向雙普選發起新一輪更凶猛的衝鋒。
問題的實質現在看清楚了吧？ 香港特區政府不是沒有讓步，但是它讓了一步之後，反對派要求更多的讓步。如果現在把“完全停止”修例按反對派要求改為“撤回”修例，那麽反對派一定會要求把其他幾條一起讓了，他們向絕對雙普選衝擊的勁頭一定會更加高漲。這根本沒有頭。
有人說，實在不行就讓香港想怎麽選就怎麽選吧。那麽好了，政權輪換製的基本規律是一定會有政治對立面上台的那一天，它將意味著一個反北京、親美國和西方的香港政權遲早會出現，那將是香港重新投向美西方懷抱、成為華盛頓顛覆中國橋頭堡的一天。這可不是國家把對港工作做好就能避免的，這是基本政治規律決不會漏掉的劇本和情節。
“一國兩制”是新事物，也是巨大挑戰。國家要把底線思維真正築牢，它應當幫我們形成豁達，而不是焦躁。香港回歸祖國，對這個國家總的來說肯定是好事，它怎麽能成為壞事呢?美國現在就希望把香港回歸變成中國的麻煩和壞事，但收放自如的主動權在中國手裡，香港應當越來越好，但即使它真的亂了，也亂不到中國內地，掌握好這一點，香港問題的主動權就永遠在我們手裡。
來源：胡錫進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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