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為何會成為互聯網公司的窪地？

文 | 界面駐柏林特約記者 錢伯彥

新年伊始，丹麥政府和哥本哈根市政府就共同宣布，將建造九座共310萬平方米的無人島，用以發展創意產業，並立志打造“歐洲矽谷”。

“歐洲矽谷”可不止一個，愛爾蘭都柏林、法國格勒諾布爾、德國柏林、波蘭克拉科夫，甚至愛沙尼亞首都塔林都曾經被冠以這一頭銜。

遍地“矽谷”的背後，卻是歐洲在互聯網大潮下落寞的身影。在世界最大互聯網企業的榜單中，前20名由中國和美國瓜分，歐洲無一席之地。

按已公開最新營收數據排列的全球互聯網企業20強，歐洲無一席之地。圖片來源：Visual Capitalist

事實上，歐洲成為互聯網公司的窪地，並非完全是偶然。

先天條件不足

市場太小——這不僅常見於各大歐美媒體，也是歐洲人給自己下的眾多診斷書中永遠會出現的病根。

儘管歐洲人通過成立“準聯邦國家”的歐盟在經濟上早已融為一體，憑借其5億人口規模和不遜色於美國的經濟總量，也整合出了一個巨大的市場，但是各國語言文化上的差異使得這個大市場“碎片化”的屬性始終存在。

中國擁有近14億的龐大人口基數；美國除了本土3億人，還能有效異塵餘生英加澳等英語國家。相比之下，歐洲最人丁興旺的德國僅有8300萬人口，即便算上奧地利和瑞士，人數最多的德語人口也不超過1億。緊隨其後的法國、意大利、西班牙，人口數量都在4000萬至6000萬之間。被稱為創業樂園的芬蘭和愛沙尼亞更是1000萬人口以下的小國。

固然能夠掌握三種甚至更多外語的歐洲人不在少數，但在注重內容的新媒體、網絡社區、交友平台等強文化屬性領域，母語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特別是對於講究擴張速度和運營方式的互聯網企業，歐盟近20種官方語言勢必要求龐大的運營隊伍。而母語使用規模顯然不能通過關稅同盟或行政手段來實現。

以問答平台為例：2018年8月8日，知乎宣布完成2.7億美元的E輪融資，其高達約24億美元的估值背後是1億累計注冊用戶和2600萬日活躍用戶。知乎仿效的模版Quora也早在2017年4月宣布完成8500萬美元的D輪融資，3.26億注冊用戶帶來的是18億美元的估值。

對比之下，Quora的歐洲“表兄弟們”交出的數據就慘淡很多。

作為德語世界最大的問答平台，比知乎還早四年成立的gutefrage（直譯即為good question，2006年創立），其注冊用戶卻僅有360萬、日活躍用戶46萬，估值也僅為1100萬美元。即便gutefrage平台上擁有不遜色於知乎的1800萬個問題和7000萬個回答（知乎累計有1000萬個提問、3400萬個回答），但是流量的缺乏和資金的壓力使得gutefrage不得不過早地開放了大量的廣告位，嚴重影響用戶體驗。在2017年Quora正式推出德語版後，gutefrage的眾多大V叛逃更使得問題和回答的品質下降到了百度知道的水準。

而在熱衷思辨和哲學的法國，數據就更寒磣。據媒體披露，號稱法國最大問答平台的gozil，在2016年底時的月活躍用戶數甚至無法過萬。2017年3月，Quora開放法語功能之後，gozil更是被法國人遺忘於角落，目前gozil網站已無法正常訪問。

一家科技企業的潛在市場規模最好地體現在其估值上。MercadoLibre，這家於1999年成立、並於2007年在納斯達克上市的阿根廷電商網站，不僅是拉美世界第一家登陸納斯達克的科技企業，當時的估值更是超過了120億美元。而當時能夠達到同級別估值或市值的歐洲科技企業僅有大名鼎鼎的Spotify和Skype。這背後的原因更多是在於拉美數億西班牙語人口。

2017年歐洲各國全國所有科技創新企業的估值/市值總和列表。騰訊4346億美元可以匹敵英國全國。

另一個歐洲無法避免的劣勢則是美國企業的強勢存在。

在矽谷巨頭們已經擁有巨大先發優勢的情況下，任何其他國家在開放的市場環境下都缺乏抵禦能力。這個抵禦力不僅包括行政上人為製造的保護性政策，也包含經濟文化上的差異性所帶來的隔閡。

後者的影響在拉丁美洲——這個美國的後花園中——就表現得極為明顯。MercadoLibre能夠將美國巨頭擠出阿根廷市場就得益於Ebay和亞馬遜的水土不服：Ebay將美國本土的拍賣模式複製到了這裡，但拉美人民更傾向於定價模式；亞馬遜則敗於對信用卡和網上支付模式的依賴，由於拉美人民持有信用卡和網銀的比例相對較低，MercadoLibre便引入了便利店作為付款和取貨中介商的模式，接地氣的創新模式也確保了其在拉美市場的領先地位。

同樣的成功模式卻無法在歐洲被複製，因為歐洲各國在經濟文化上和美國非常接近。只要美國巨頭成功克服語言關，在歐洲的長驅直入幾乎無法避免。在其第二大市場德國，亞馬遜幾乎是原封不動地照搬了美國本土的組織模式：從支付方式到分揀中心，唯一的不同就是把UPS和聯邦快遞換成了DHL。

龐大的整體市場和開放的市場環境，使得歐洲順理成章地成為美國科技公司征服海外的第一個目標。當歐洲科技公司還在嘗試複製美國同行，並為風險投資撓破頭皮時，對方的迅速擴張往往已經封死了時間視窗。

一個利用時間差而催生出大量科技公司的典型國家就是印度，當然導致美國巨頭們進展緩慢的原因是印度不理想的基礎設施。70億美元估值的電商網站Flipkart、10億美元估值的團購網站Snapdeal以及計程車軟體Ola Cabs的崛起，或多或少都得益於印度基建的落後以及特有的國情。

不過，在歐洲也有美國巨頭們不能攻克的堡壘——俄羅斯。

俄語搜索引擎Yandex、郵件和電子商物服務公司Mail.ru以及幾乎照抄Facebook的VKontakte，俄版BAT崛起的秘訣，不僅僅在於普京時不時拋出谷歌威脅國家安全的言論，更是因為西裡爾字母區對拉丁字母文化天然的文化隔絕。

保守的歐洲人

“當中國人在地鐵上玩手機的時候，歐洲人卻在閱讀書籍。”這個和青島下水管的油包紙一樣被神化的說法在互聯網上流傳已久。儘管部分歐洲城市地鐵系統糟糕的移動網絡信號是原因之一，但“老朽”的歐洲人對於新事物，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熱情也的確有限。

根據worldatlas近幾年的數據，加拿大和美國的人均月上網時間為44和35小時，而這個數字在法國和德國僅為27和24小時；美國人均每天移動端上網時間為2小時37分鐘，中國為3小時03分鐘，法國人和德國人的數字就只有1小時32分鐘和1小時37分鐘；美國的人均年網購開支為1804美元，法國人和德國人在網購上的開銷則只有1228美元和1064美元。

各國用戶每日app瀏覽時間（分鐘），德法明顯少於美國

各國用戶每日打開的app數量，法國的數據明顯落後於其它大國。圖片來源：app annie

即便對於國家主導的5G項目，民間也對其必要性提出了質疑，更是出現了不少3G已夠用的評論文章。2018年11月，德國政府著手開始進行5G頻段的劃分並計劃投資800億歐元建設5G網絡。據《圖片報》的調查，儘管德國66%的4G信號覆蓋率比阿爾巴尼亞還要糟糕，但仍有36%的德國人對本國的4G感到很滿意。

歐洲人對於電腦科學和互聯網技術的“輕視”也反應在了相關領域的人才培養上。

在泰晤士2019年世界大學分專業排名中，歐洲大陸（不含瑞士）電腦科學最好的大學是26位的慕尼黑工業大學，之後便是38位的巴黎文理研究大學。整個歐盟範圍內（除英國）能夠進入電腦科學前50強大學的只有4所德國大學和1所法國大學，而美國一國就有21所。儘管歐洲大陸大學因發表論文多為非英語以及國際化程度偏低等因素在榜單上常年被大大低估，但歐洲大學在人文學科世界16位的最佳成績（慕尼黑大學）也依然比電腦學科要顯眼得多。

報考電腦專業學生數量的匱乏也是限制高校科研實力提升的瓶頸之一，根據德國統計局的數據，在互聯網革命點燃矽谷的21世紀第一個十年，德國所有大學的電腦學生數量卻從2003年的83400人下降到2010年的66000人。之後通過政府對STEM專業（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多年的傾斜性照顧，德國的電腦專業學生人數直到2017年才突破10萬。

歐洲軟體工程師相對較低的工資水準或許能夠解釋歐洲學生對電腦專業的冷落。相比於美國程式員平均76500歐元的年薪，德國和法國的同行只能拿到42300歐元和32700歐元的報酬。即便是在人均GDP遠高於美國的瑞士，該國程式員69400歐元的平均年薪也低於美國。偶爾的加班、缺失的末位淘汰製以及平均的收入分配無疑使得這一高薪職業在歐洲缺乏吸引力。

缺乏對科技企業的熱情，不僅僅是歐洲大陸民間和學術界的通病，還蔓延到了企業文化和投資環境層面。

被風險投資人追著給錢，數千萬乃至億級別的各輪融資，在中國和美國早已習以為常的事情卻從未青睞過歐洲的初創企業。稀缺的風投數量、保守的投資人、仍以銀行貸款為主的融資方式都使得歐洲初創企業在融資環節都落後對手一步，歐洲公司每個階段的融資額都低於美國公司，兩輪融資間隔的時間也長於後者。

根據安永的一份調查報告，在風投開始爆發的2006年到2013年之間，美國的風投總額為2546億美元，全歐洲的風投總額卻僅為554億美元。雖然以法國為代表的歐陸國家憑借建立全球最大的孵化器Station F的東風近年來大踏步追趕，歐洲的年風投總額也從2013年的49億美元攀升到2017年的192億美元，但這個數字和2017年美國840億美元的差距依然巨大，而且也已經無法與中國400億美元的風投體量相提並論。

歐洲風投總規模在過去數年內迅速增長，但和中美的差距依然巨大。圖片來源：dealroom

這個差距到了2018年也似乎沒有縮小的趨勢。根據谘詢機構Crunchbase的報告，在2018年前10個月中，中國的風投總規模已經達到了938億美元，甚至超過了美國的916億美元，報告中並未列出歐洲的風投總額，畢竟中美兩國已經佔據了全球風投資金的77%。

此外，歐洲科技企業通過上市獲得資金的路線也極其崎嶇。以中小企業而自豪的歐洲人對上市公司並不友好，歐洲各國股市的主機板對IPO過程的諸多繁文縟節使得許多企業望而卻步，即便是類似博世集團等巨頭也對上市較為抵觸。2018年11月5日進博會期間，中國宣布將成立並試點科創板，對上市公司基本取消了盈利的要求；而已有近50年歷史的美國納斯達克對於科創公司的助力更是不言而喻。但是類似角色在歐洲卻是空白的，部分國家法律對於VIE結構（可變利益實體）的嚴格限制甚至是完全禁止幾乎阻斷了科創公司海外上市本土發展的路線。

盈利、股價穩步上升、分紅依然是歐洲主流投資者的準則。通過持續“燒錢”的模式來佔領市場和擴大商業版圖的做法，在歐洲人眼中依然是邪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歐洲投資者往往要求科創企業能夠給出明確的盈利目標和盈利時間表，這使得企業往往選擇花費更多的精力來保證盈利能力，而非快速擴張。這也說明了為何歐洲湧現的眾多獨角獸都集中於大數據、工業智能化等領域，因為2B模式比2C模式更能保證穩定的現金流。歐洲大陸目前仍極其強勢的工業巨頭也願意為科創企業提供合作機會，當然2B模式也意味著消費者對這些創業公司自然幾乎一無所知。例如德國最新的明星級獨角獸公司Celonis從事的是基於雲端的工業數據挖掘，其客戶包含臉書、汽車OEM甚至是零售藥店。

荷蘭就有一個因融資困難而痛失好局的例子。總部仍位於阿姆斯特丹的全球最大網上住宿預訂網站繽客（booking.com）幾乎無人不曉，憑借著約70億歐元的年收入以及近500億美元的市值，繽客理應是歐洲的驕傲，但是它其實卻是家美國公司。時鐘撥回到2005年，當時資金幾乎見底的繽客在歐洲處處碰壁，最終不得不以1130萬美元的價格委身美國Priceline——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在線旅遊社。目前Priceline年營收的80%來自繽客，2018年更是直接改名為Booking Holdings Inc.。

類似的故事還有法國的廣告技術公司Criteo。該公司由法國人在法國創建，但在納斯達克上市之後便將總部搬到了美國紐約；同樣由法國人出資創建的LendingClub也如搬家到了舊金山。

另一個在擴張路線上穩扎穩打——或者說畏手畏腳——的例子則是德國最大的時尚零售電商Zalando。作為美國Zappos的效仿者，Zalando僅憑德語區的人口優勢就輕鬆坐穩該領域歐洲第一的寶座，並擁有140億美元的市值以及超過15000名雇員。但Zalando似乎並沒有勇氣把自己放到一個更大的舞台上，直到2018年夏天，他們才決定將自己的銷售擴張到愛爾蘭和捷克。這時距離Zalando成立已有十個年頭。

政治制度潔癖

“我們不能通過有損於內部競爭的合並方式打造冠軍，”歐盟委員會反壟斷委員維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在2019年1月多次向媒體如此表態，目的則在於阻止西門子列車部門和阿爾斯通列車部門合並以對抗中國中車的舉動。

西門子CEO凱颯其後發Twitter說道：“那些愛歐洲的人不應在落後的方程式中迷失自己。”

但是像維斯塔格一樣“迷失在過去”的歐洲人卻還有很多，壟斷就是最繞不過去的一環。互聯網企業贏者通吃的屬性往往使得壟斷成為常態，快速擴張甚至靠燒錢乾掉對手的套路更使得壟斷本身成為互聯網企業初期的戰略目標。

Flixbus就是一個因壟斷而挨批的典型案例。2013年，德國政府終於取消了“長途巴士路線不得與高鐵線路重疊”的奇葩規定，同年Flixbus迎來了它的時刻。與傳統的巴士運營公司不同，Flixbus本身不雇傭司機也不擁有巴士，隻提供網上售票平台、制定運營線路及規劃，剩餘的“髒活累活”交給合作的傳統運輸公司。Flixbus在票價中抽取約30%的分成並要求合作公司將巴士全部噴漆上自己的標識。

和其它保守的歐洲企業不同，Flixbus一建立就打響了補貼大戰，憑借5歐元的超低票價迅速擊敗並收購了德國所有大巴公司。拿下本土市場後，其擴張速度更是令人吃驚，Flixbus以幾乎一個月一個國家的效率在不到2年內稱雄全歐洲市場，並在2018年夏天將觸手伸向了加利福尼亞。

但這個成功故事換來的卻是歐洲媒體的大肆攻擊：從司機低工資超負荷工作到柴油車破壞環境，質疑聲在2018年底Flixbus提高平均票價至19歐元之後更是達到高潮，一時之間要求Flixbus拆分的聲音此起彼伏。

Flixbus在兩年內佔領了全歐洲，引來了廣泛的爭議。圖片來源：flixbus

從數據保護法GDPR到知識產權法，從反壟斷到電商公平稅收，歐洲人的政治制度潔癖在一定程度上阻擊了美國巨頭前進的步伐，但也扼殺了本土初創企業的機會。“不滿足載客條件”這個理由使得優步在歐洲市場擱淺，但也同樣阻擋了法國計程車軟體公司BlablaCar的進一步商業化之路。

2006年在巴黎成立的BlablaCar從一開始就瞄準了長途拚車這個優步或者滴滴不涉足的領域。15%的平台抽取費用、拒絕專職司機、沒有補貼政策，這種業餘愛好式的發展模式的確規避了歐洲嚴苛的運營法律，但也使得這個比優步還早3年建立的共享平台估值水準遠遠落後於後者。優步估值達到1200億美元，而BlablaCar僅為15億美元。

歐洲另一個人性化卻反互聯網企業的法律規定則是勞動法。嚴格執行的每周40小時工作製、每日不超過10小時的加班規定、法國幾乎無法解聘雇員的CDI制度，這些都是強調效率和速度的初創企業的克星。畢竟歐洲的保障制度服務的僅是工人和雇員，而不是企業家。

作為現代文明的締造者，歐洲自工業革命以來已經在制度化層面做到了極致，但如今卻也可能成為桎梏。畢竟初創企業的本質是去制度化的，而以工人為核心所創造福利制度能否適用於以資本和知識為核心的新模式仍是個疑問。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歐盟在數據保護層面強勢地制定了全歐統一的GDPR，但各成員國在稅收、電子支付等領域卻依然各自為政。遲遲不願意跨出德語區的Zalando工程師鮑曼（Eric Bowman）就說道：“相比矽谷公司，我們需要更多人力來做事，因為這裡的語言、支付方式和繳稅規定都各不相同。”也正因此，歐洲的科技公司往往止步於佔領本國市場。一個在德國赫赫有名的業界第一的公司，隔壁的法國人卻可能完全沒聽過。

不過，認識到自身缺陷的歐洲人應該有自己的規劃，正如丹麥人正在做的那樣。

近年來，美國互聯網巨頭們正因為假新聞和非法記錄用戶數據的醜聞而陷入危機，Cambrige Analytica在英國脫歐公投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更使理想主義化的歐洲人認識到，科技改變生活並不一定都是美好的。一切似乎都暗示著這個世界還需要一個不同的願景，而這或許將是歐洲人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