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回鄉還是留城，鄉村振興突破口在哪兒？

2019年3月4日，新京報舉辦的2019全國兩會經濟策在北京舉行。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總要求，其中產業興旺居於首要位置。那麽該如何振興鄉村產業？不同地區如何選擇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如何破解“人、地、錢”的瓶頸製約？

3月4日，新京報邀請來自學界、企業界的代表，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守英，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楊德才，全國政協委員、凱凱農業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愷，共同探討鄉村振興的突破口。

話題1：鄉村振興如何選擇產業？

全國政協委員、凱凱農業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愷。她認為，鄉村振興的產業選擇，就是把家鄉的好東西挖掘出來，把產業做成特色。

楊德才：鄉村振興沒有固定的模式，要因地製宜。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千差萬別，鄉村振興、“三農”問題也是千頭萬緒，所以產業選擇就顯得非常重要。

我曾經調研過貴州正安縣的吉他產業形成模式。正安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起初一些去外地務工的農民回鄉創業，成為了正安縣吉他產業的開端，現在正安已經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的吉他生產基地，每年雙十一電商節一天賣出的吉他就達到十幾萬隻。

這就是一種鄉村振興模式，外地務工人員回鄉，把在外地學到的技術帶回來，通過本地相關政策的扶持，帶動鄉村共同創業，形成一個示範效應，漸漸形成產業集聚，做大產業品牌，帶動當地老百姓走向富裕道路。在一些發達的地區，例如浙江安吉魯家村，采取“ 田園綜合體”模式，實現“ 生產、生態、生活”的“三生”集合，我在這個基礎上增加了一個“生意”，實際上是“四生”集合。

對於發展壯大鄉村產業，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發展特色產業、發展現代農產品加工業、發展鄉村新型服務業、推進“互聯網+農業”。我認為，各地在推進“互聯網+農業”中需要結合自身條件，“互聯網+”後面要有優質農產品，其本身在市場上已經有一定知名度。目前部分地區農產品趨同，絕大多數質量不高或名氣不大，產品在市場上非常容易被替代，這樣的話，“互聯網+”並不是輕易能實現的。另外，推行“互聯網+”還要求農村基礎設施跟上，首先要通互聯網，其次是快遞物流的覆蓋面要足夠廣，目前不少農村地區這些方面的基礎設施還不夠。

劉守英：我長期在跟蹤貴州省遵義市湄潭縣，湄潭選擇的是茶產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地有技術基礎。歷史上，湄潭曾經有茶實驗場地，另外浙大西遷湄潭辦學期間，師生有喝茶習慣，曾經請來師傅炒茶。原來的荒山變成什麽非常關鍵，湄潭選擇的是以茶為主，原因是原來有技術。從歷史角度來看，鄉村的產業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是農業，二是副業和鄉土工業。產業要興旺，首先農業不能丟；其次副業的經濟活動要多樣化，鄉土工業也要發展。

發展農業，最關鍵的問題是提升部門土地的回報率。單純增加土地規模並不能起到作用，需要在適度規模擴張基礎上，加上其他生產要素的組合變化，包括土地、勞動、技術、市場、企業家、資本等要素。農業這個產業要跟其他產業一樣發生生產要素的裂變，這些要素真正在農業裡面能夠組合起來，缺一不可。

在農業之外，還需要思考鄉村有哪些產業是可以成長起來的。產業來源可以有兩個方面，一是來自於城市對鄉村的需求，二是來自於技術變革。我現在在研究快手APP，快手裡有200多個貧困縣，這些地區的人在快手平台上發布內容，例如卡車司機開車，或者農民在山崖上種菜，這是技術的變化帶來農村產業的變化。還有，城裡人開始對鄉村傳統產業裡一些獨特的產品產生興趣，例如體驗田園生活，都可以形成發展產業的契機。另外，農村產業也可以轉型升級，例如日本的一個村裡，琵琶可以有五六百個品種，這代表產品高度複雜化、獨特化，是產業升級的一個方向。

李愷：我來自甘肅省定西市安定區，是一位貧困地區的政協委員，我是一個種土豆的人。剛開始的時候技術人員做馬鈴薯脫毒技術，給農民宣傳這是我們脫毒的馬鈴薯，技術人員給大家介紹說，這是馬鈴薯、這是洋芋，不一樣。所以我們這邊就是有洋芋、土豆、馬鈴薯三大產業。

甘肅很窮，但好東西特別多，西瓜、櫻桃、核桃、大棗、馬鈴薯都是非常好吃的，我們的馬鈴薯跟南方的馬鈴薯味道真是不一樣。所以我認為，鄉村振興從產業方面來說，最主要的是要把家鄉的好東西挖掘出來，要把產業做成特色。

話題2：產業應該如何成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他認為，要讓農民富裕起來，農業一定要規模經營。

劉守英：農村地區選中一個產業以後，需要持之以恆，將產業規模慢慢做起來。形成規模之後，這一地區就會在全國範圍內具有優勢，市場就可以做起來，隨後企業家也會進來。企業家進來之後，會做技術、做研發、做加工，接下來產業鏈條開始延伸，也開始有利潤回報，產生品牌等。

鄉村的產業成長，光靠政府做引導，或者僅僅是政府和企業聯手，還遠遠不夠。一個地方能長成成片的產業，多數是有一定市場基礎的。雲南昭通有一個以皂角米為主導產業的地方，一年產值達到10個億。最初是這個鎮的農民在當地收皂角，進行加工；之後需求增加，就去全國收，慢慢當地成為全國皂角米最大的生產基地。這一產業模式最初是由市場來做，市場做到一定規模以後，要使得這一產業變成當地的主導產業，就需要政府發揮作用，政府要解決擴大規模的問題。光靠市場解決不了成規模的種植問題，政府要說服農民，給農民一些優惠措施，如教育、培訓、防風險，慢慢把規模做起來，把市場做得更大，然後才是企業進去。

黨國英：要讓農民富裕起來，農業一定要規模經營。舉例來看，一戶農村家庭有10畝地，如果種穀物，一年充其量勞動兩個月，勞動時間可能只有城市白領勞動時間的1/5，這種情況下，讓農民和城市白領收入一樣高是不公正的。如何讓農民的勞動時間不是兩個月？那就不能是10畝地，一定要搞規模經營。當然，不是說農民不需要兼業，發達國家的農場主，兼業帶來的收入也非常重要，但兼業的前提是農業本身要通過規模化經營提高效率。

李愷：我剛開始隻做馬鈴薯，從馬鈴薯脫毒苗、原種到一級種的種業全產業鏈，前幾年確實能掙錢，這兩年大家都做，我們利潤空間就非常小了，我們公司也想轉型一下，怎麽轉型？目前主要是與農民進行產業鏈的合作。公司通過“企業+基地+合作社（種植大戶）+農戶（貧困戶）”模式和農戶達成訂單合作。我們主要找農戶大戶，例如300畝、500畝、1000畝甚至幾千畝的大戶，他們用30%的價格就可以拿到種子，技術由我們公司提供，包括農藥、化肥的配比等，農民只需做種植和收獲的管理過程。收獲之後，公司將土豆收回來，再對接下遊的食品公司，例如上好佳、達利園等這些大公司。這樣既能提升農民的收入，又把我們的產品賣出去了。

話題3：鄉村振興人才從哪兒來？

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楊德才。他認為，農民回鄉還是留城主要是市場起作用。

楊德才：鄉村振興，人的問題是最重要的，鄉村振興肯定要有人才。現在主要是培育新型職業農民，一般分成幾類：生產經營型、專業技能型、專門提供服務型等。到底農民應該進城還是回鄉，需要辯證地看。目前還有6億人在農村，因此農村人口需要繼續減少；同時，還要向農村加人，增加新型職業農民，有技能、能夠帶來“六種要素”的人，在減少人口規模的同時加入一些新的生產要素，才能實現鄉村振興。

目前，政府號召進城打工的農民回去，一些農民不願意回去。有些人到長三角、珠三角打工很多年，已經適應城市生活，在城市找到了賴以謀生的職業或一技之長，除非農村有更好的發展空間，否則不會回去。

另一方面，如果打工人員都回鄉，城市也會出問題，城市裡大量服務業都是進城打工人員提供的，他們一走，城市生活會非常不便。其次，農民工大量回鄉對城市製造業也會產生影響，尤其是對中小規模、技術含量不高的製造業影響非常大，這些產業的技術升級尚未到完全使用機器人的地步，主要還是依靠務工人員。我的看法是農民回鄉還是留城主要是市場起作用。

黨國英：農村的人口不能太多，鄉村振興總體上還是人要走，不是人要回去。未來中國農村人口大概在3億-4億的水準，3億農村人口有1億搞農業，2億人是住在農村搞非農業，這是有利於鄉村振興的人口布局。

話題4：鄉村振興錢來自哪裡？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守英。他認為，解決農村金融問題，關鍵的兩點是提升農業回報率和改變貸款抵押品。

李愷：我們這樣的農業企業貸款，銀行不要說不貸，就是隻把原先貸的錢收縮一下，我們就當場過不下去了，讓農民怎麽辦？農民就更沒辦法了。

因為農業周期長、回報低、自然災害等風險高，這個過程中銀行在資金上稍微收縮一下我們就死了。關於金融機構支持農業企業融資，現在國家已經頒布了很好的政策，但更重要的是要落實到位。

劉守英：關於農村貸款難的問題，首先要研究的是，為什麽大多數農民不貸款，也就是為什麽農村貸款率如此低。一個原因是中國農業經濟活動的回報極低。

其次，目前中國農村的貸款模式並不針對新的農業產業、新的主體，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貸款以土地作為抵押。以承包土地的經營權作為抵押，農民能拿到的資金有限，農業大戶也就5萬、10萬，但是他需要上百萬才可能把產業做起來，這不是原有貸款機制能解決的。

目前中國農村的貸款來源，靠承包土地經營權的抵押是不劃算的，宅基地又無法作為抵押品，所以農民無法用新的方式去獲得貸款。外部企業想要進入鄉村投資，大的投資也只能依靠自有資金。因此，要解決農村的金融支持問題，關鍵要解決兩點，一是提升農業回報率，二是改變貸款抵押品。

話題5：土地制度如何改革？

劉守英：最初在湄潭搞“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試點，60萬畝荒山，多的人怎麽辦？當時拍賣荒山，賣掉了。

在土地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的背景下，只要增一個人就要多分一塊地，減一個人就要減掉一塊地，但這種安排會導致農民對於土地的依賴性增強。在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城市社會的過程中，農民與土地的代際關係需要“切一刀”。我國歷史上長期實行家庭內部不斷細分土地的制度，不斷增加人口就意味著不斷依賴於土地。“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這一體制安排非常重要的意義是把人從解決糊口、解決生計的土地依賴中解脫出來。所以才有湄潭後來60萬畝的茶，一年88個億的產值，湄潭靠這個活著，不是靠一畝三分地在活著，湄潭的經驗證明一定要“切這一刀”，而且“切這一刀”是有好處的。

另外，從成本來看，不再分地的方式和不斷分地的方式相比，長期成本更低。農村人口增速也在放緩，從目前我國鄉村生育率、死亡率的變化趨勢來看，實際上農村人口“增人”的部分在減少，因此，不斷分地的成本是在上升的。

如果土地改革不能在成員權問題上取得大的突破，大家猶猶豫豫，整個農村、農民和土地的關係，鄉村結構的改革就會受到影響，所以我主張在土地這件事情上，儘管對有些人可能不太人道，但是必須“有一刀”。

黨國英：農業要有規模經營，土地要連片經營，這需要土地的穩定。我曾經在江蘇訪問一位農民，他說，如果將土地交給他來經營足夠長時間，他可以不要國家的土地整理經費，自己掏錢整理土地。老調整，農民想租地搞長期經營都沒有可能性，對農業傷害很大，所以一定要穩定。

新京報記者 顧志娟 編輯 趙澤 校對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