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字璱人，號定盦（音同庵），清代著名文學家、詩人、思想家。
提起此人，大概無人不知了，最為熟悉的則是他的詩，有兩句尤為深刻，一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二是“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起初對龔自珍的印象也限於此，隻知他是一個憂國憂民，在仕途上鬱鬱不得志的詩人。
龔自珍生於乾隆年間，成長於嘉慶、道光年間，如若了解這段歷史，我們就會知道，那是一個停滯而落後的時代，文恬武嬉，人們安享太平，卻也極盡墮落，朝堂之外一片歌舞升平，廟堂之上更是中飽私囊，官員們諂上欺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無數敏銳的眼光被蒙蔽，無數振聾發聵的呼喊被壓製，和諧光景背後，盡皆是無限隱憂。可在當時，那卻是一個公認的盛世，是康乾盛世的延續。
而正是在這樣的盛世風景中，人人陶醉其中，卻有一人站在了極不和諧的風口，刺聲指出那是一個“衰世”，何謂“衰世”？
龔自珍在《乙丙之際箸議第九》中說到：
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墮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
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恥心、上進心、作為心都被束縛、被剝奪殆盡，整個社會在骨子裡失去了生機和活力，只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萬馬齊喑”的局面，“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不要說找不到真君子，連真小人也變得稀罕，這其實是一件極其可怕的事情！
然縱觀龔自珍一生，沉淪下僚，宦海浮沉，恰逢時代巨大之轉折，因此時代，境界，性情交相輝映，使他於時代漩渦之中逆流而上，探索興邦除疾之路，逆勢而為，不免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立於世人的孤獨感。
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隻販古時丹，龔自珍有醫世之心，卻無醫世之方，但總的來說，“衰世”之中，龔自珍是最為清醒的思想先驅者，梁啟超對此有評價：
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
01 /
仕宦之家，少富才學
1792年，龔自珍生於杭州西子湖畔的馬坡巷，自龔氏一族隨宋室南渡以來，定居此地已四百餘年，史料有記載：
先世居涿州，宋代遷山陰（今紹興），明代遷余姚，又遷杭州。高祖茂城，太學生，長期經商。曾祖斌，增生，初為塾師，後棄儒為商。繼祖父敬身，官至雲南迤南兵備道。生祖父褆身，官內閣中書......
由此可見，龔自珍祖輩，非商即官，祖父龔禔身、父親龔麗正當時都是京官，雖官位不算太高，卻也仕途順暢。
而他母親一族，也是大有來頭，其外祖父是戴震的大弟子，還仕返學，其《說文解字注》思大而精，足領一時風氣，母親段訓號，亦工詩文，也有著述傳世。
可以說，單是這樣的家庭環境，龔自珍人生的起點便是穩妥而高舉的，他出生之時，清朝正處於開國以來的巔峰盛世，最為標誌性的事件便是1790年乾隆80壽誕，總計花費白銀一百一十四萬多兩，其奢華、隆重、繁盛可見一斑。
生於盛世官門，龔自珍的童年可謂是出塵般的無憂無慮，關於幼年生活，他後來有段自述：
童時居湖上，有小樓在六橋幽窈之際。嘗於春夜梳雙丫髻，衣淡黃衫，倚闌吹笛，歌東坡《洞仙歌》詞，觀者豔之。
而對於龔自珍的啟蒙與教育，自然也比尋常子弟好了許多，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詩文，俞陛雲的《清代閨秀詩話》裡說：
定盦幼時體弱，（龔母）慈愛甚摯。課以吳梅村詩、方百川文、宋左彞《學古集》。定盦有《三別好詩》，謂自揆生平造述，絕不出於三家。此三者，皆出於慈母燈前帳外讀之。吳詩出口授，故尤纏緜於心。壯而獨遊，每一念此，宛然依依膝下時也。
龔自珍8歲起學習《經史》、《大學》，12歲從外祖父段玉裁學《說文》，13歲作《知覺辨》，15歲詩集編年。
少年龔自珍有著同齡人難以企及的才學和抱負，17歲時，他隨父進京，見帝都之氣勢，高官之雄姿，久久難以忘懷，於是心生宏圖之志，漸漸脫去稚氣，滿懷入仕之決心。
可少年不知愁滋味，正當龔自珍躊躇滿志向這盛世昂然而來，卻不曾料到父輩的期望和囑托，已經變得何等艱難與厚重。
02 /
青年有為，治國有策
走過康乾盛世的夕光，嘉慶年間禍亂頻仍。
從龔自珍早期詩文可以看出，他自視甚雄，卻並不清高，他願意為國家的前途盡心任力，也始終未曾放棄進入朝廷的嘗試。
1810年，龔自珍倚聲填詞，應順天鄉試，不中；1813年，龔自珍再應順天鄉試，又名落孫山。
龔自珍應試並不只為功名，而在於針砭時弊，真真切切為家國盡一份力。
然而，未經事的少年心志熱血在位高權重者眼中總難免是大而無當，難以就用的。
好指時弊疾呼計程車人，自然不入考官之眼，考官曹振鏞指示要取錄勤飭安靜之士，文氣恣肆汪洋，不中繩墨的，一定不安分，不得錄取，而龔自珍和與他齊名的魏源均在此列。
此時，龔自珍初感清政府之頹勢，萎靡之風漸盛，改革揚清迫在眉睫。
兩年後，23歲的龔自珍著四篇《明良論》，第一次大張旗鼓地表露自己的政治見解，所涉為官之道，入仕之規，治國之策，改良之路，皆憂及國家民生，謀求思想進步，他給世界的第一聲問候，讓他名聲大大噪，尤其有一句，振聾發聵，直刺人心：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糧謀。
不得不說，龔自珍敏銳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才思，已經超前於時代，康乾盛世難以為繼，時代輪回，盛衰之間的規律也並不僅僅是天道循壞。
長期實行“文字獄”為手段的文化專製高壓政策，使得異端思想和言論完全被遏製，其效果是其效果是清王朝坐穩江山，社會安定，統治者有精力開辟疆土，百姓得到休養生息，農耕商貿得到發展，社會財富逐年累積，龔自珍對乾隆盛世的狀況在詩中也曾心嚮往之：
紅日柴門一丈開，不須逾濟與逾淮。
家家飯熟書還熟， 羨殺承平好秀才。
然而，文化專製的另一種嚴重後果，統治者肯定不會意識到，就連龔自珍這樣的清醒者，雖直覺地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卻也未能從中找出明確的因果鏈：那就是必然導致人才的平庸和人格的普遍矮化。
這也就是龔自珍所說“衰世”的普遍特性。
外公段玉裁在讀過《明良論》，欣然加墨加點，對龔自珍讚賞有加。
可同時，也對龔自珍淪為“憤青”充滿隱憂，他告誡龔自珍：
努力為名儒，為名臣，勿願為名士也。
可他不知道的是，龔自珍的時代，最需要的卻是不是名儒和名臣。
直到1818年，龔自珍又應浙江鄉試，始中舉，自覺大器晚成，意氣風發：
一天幽怨欲誰諳？詞客如雲氣正酣。
我有簫心吹不得，落花風裡別江南。
03 /
科舉不遂，屢考不第
中舉後的龔自珍，趁勢而為，赴京參加會試，隻待中進入仕，一展抱負，考罷重遊北海，他遙望紫禁城，對功名之渴望愈加濃烈：
荷葉粘天玉蝀橋，萬重金碧影如潮。
功成倘賜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簫。
然而，放榜之日，名落孫山，這次他又失敗了。
此後十年，龔自珍多次趕考，屢戰屢敗，屢敗屢試。他堅信自己有著“曠世之才”，只是苦於朝廷黑暗，官者庸碌，因而久不得志。
在此期間，他任內閣中書、國史館校對等官職，勾索舊聞，探討歷代得失，以後又參加《大清一統志》的修撰，寫出了《西域置行省議》等有深刻見解的文章。
直到1829年，38歲的龔自珍第六次參加會試，在殿試對策中效仿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撰《禦試安邊撫遠疏》，議論平定叛亂後的治國理政之法，闡明改革主張。千余言揮灑殿前，直陳無隱，閱卷諸公皆被其震驚。中三甲第十九名，賜“同進士”出身，因“楷法不中程”，不列優等，而不得入翰林，仍為內閣中書。
人生最好的二十年，龔自珍幾乎全在考試。
04 /
沉淪下僚，鬱鬱不志
當大部分人都昏昏欲睡時，龔自珍是唯一的清醒者。
他想要喚醒沉睡的同胞，他想要改變沉悶的世道，這是龔自珍一生一世的理想。
但最後的最後，終究不能如願。
龔自珍的仕途飽受欺壓，沉淪下僚，位微言輕。
他幽憤地剖析著世界：
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然而起視其世，亂世亦竟不遠矣！
十年仕途，龔自珍看穿世間所有不堪，卻無濟於事，無能為力，無可奈何，他看得如此清楚，然而卻也只能在這樣的世界裡生受凌遲，茫然無知的人最幸福，而最痛苦的是做一個清醒的監視者，卻又無能為力。
四十一歲時那年，從名儒、名臣的期待墮入名士的龔自珍無意間收得一卷少年時曾在塾中臨過的書帖，他對其端詳良久，想到這二十餘年的境遇，大醉一場。帖後他留有一段題跋：
嘉慶甲子，余年十三，嚴江宋先生璠於塾中日展此帖臨之。余不好學書，不得志於今之宦海，蹉跎一生。回憶幼時晴窗弄墨一種光景，何不乞之塾師，早早學此？一生無困厄下僚之歎矣，可勝負負！壬辰八月望，賈人持此帖來，以製錢一千七百買之，大醉後題。翌日見之大哭。
在一場大醉中，在兩行熱淚裡，龔自珍的仕途終於在他無聲的嘶喊中漸漸消歇。
05 /
辭官歸鄉，遺世獨立
1839年，在頻頻揭露時弊，觸怒官員之後，不甘被打壓排擠的龔自珍，辭官歸鄉。臨別之際，他揮袖而呼，絕世名句響徹古今：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顛簸之途，他借景感懷，傷己亦傷國：
明知此浦定重過，其奈尊前百感何。
亦是今生未曾有，滿襟清淚渡黃河。
年近半百，功名皆無所得，惦念半生的仕途，終成一場空，何其落寞，他把所有的心事，都融入詩文之中。
流傳後世的《己亥雜詩》中，諷喻、孤獨、悲涼、幽怨，隨處可見。
歸鄉後的龔自珍並未釋然，他遺世而獨立，卻在詩中安放憂國憂民的心緒：
不論鐵鹽不愁河，獨倚東南涕淚多。
國賦三升民一鬥，屠妞那不生栽禾。
他愈加像是一個獨行的旅者，人生道路的交叉口，他不願與昏暗的世界同流合汙，便在人生蹉跎中走向另一個極端。
1841年夏天，執教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的龔自珍準備辭去教職，赴上海參加反抗外國侵略的戰鬥。
可還未動身，那年9月，便突患急病暴卒於丹陽，時年五十歲。
06 /
未盡其才，無限唏噓
龔自珍一生留下著作無數，而縱覽其詩文，其批判性思維無不滲透其中。
前面所提到的《明良論》是其一，而另一篇廣為人知的當數《病梅館記》：
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梅在古代文人心中，多是聖潔高雅、玉骨冰心的形象，千百年來，文人愛梅、賞梅、吟梅，梅數曲折也是多少畫家的畫中之景，但龔自珍卻大不相同，他以梅為喻，把這種審美聯繫到政治社會的角度，認為束縛梅樹生長，反應的是一個民族心理畸形化、病態化的嚴重問題，即封建文化專製主義束縛、扼殺正直的、健全的人性，使之扭曲變形，造成普遍存在於民眾身上的奴才性、虛偽性、變異性。
這種批判性思維貫穿龔自珍的一生，這種批判性思維意識，讓他對世事有很強的憂患意識和時代危機感。可無奈的是，龔自珍的一番針砭之言，並沒有等來任何回應。
不少人說，龔自珍是一個典型的書生，不懂順勢而為，隻知紙上談兵誇誇其談，縱然看得再真切，心存再多憂思，之於國也於事無補，也難以挽救清王朝大廈將危之態勢。
可事實上，並不盡然。
龔自珍離京前在送別林則徐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意見，比如防止白銀外流、吸食鴉片處於極刑、限制洋人活動範圍、積極籌備武器軍隊、貨幣改革、減征關稅等，雖然有一定的時代局限，可其中也不乏可堪實施的良策，但可惜的是，林則徐並未接受這些建議。
此外，他在《西域置行省議》中對西域設置行省的建議同樣沒有得到采納，後來左宗棠收復西北之後，李鴻章讀罷此建議，才後知後覺驚歎龔自珍的天才預見。
可讓人唏噓的是，那時，龔自珍已經去世四十餘年。
先生已做古，如今談及，卻常常感於他慷慨澎湃的愛國激情，痛於他不甘沉吟的憂世之心，驚於他義憤填膺的時代批判。
幸運的是，雖生不得志，死未贏心，卻能在歷史的光暈裡，留存了一點點痕跡，正如他的一首詩：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