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城小說節選：《宴無好宴》

宴無好宴

讀張怡微《細民盛宴》

文/ 王輝城

原刊於《上海文化》2018年7月號

張怡微《細民盛宴》

一

在某個大霧彌漫的清晨，一陣哀悼的嗩呐，穿透清冷的露水，鑽進我的被窩。一位叔公，離開了。全村人很快就聚集在他家，分工處理後事。有人通知遠處的親朋，有人分煙倒茶，有人蒸飯做菜，有人點炮燒紙，有淒淒哭聲……熱鬧是克制的、壓抑的、肅穆的。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死亡與葬禮。直到如今，當耳邊響起嗩呐聲，我第一反應總是死亡與葬禮。

張怡微的長篇《細民盛宴》開頭，便是令人不安的死亡。爺爺的“死亡”把袁家人聚在一起。父親利用此機會，完成了難以啟齒而又艱巨的任務：讓女兒與再婚妻子相見。沒有血緣關係的兩人，系上了情感的線。

袁家的兄弟姐妹雖然不至於反目成仇，但也因現實利益分割，各自社會地位不同，各有生活，顯得生分。爺爺的死訊，並沒有改變這種狀況：“大伯在家帶孫子，二伯在北京顧狗，三伯躲債，小爺叔老婆在鄉下顧成衣廠，他人在上海軋姘頭，順便擠出時間來祁連山路付過一兩次水電費，就覺得自己對雙親已經仁義至盡”。只有爺爺袁煥榮面臨死亡，分散各地的袁家人，才重新聚在大自鳴鍾的老宅裡。

在“沒有死又馬上死”的局促中，死亡成為一出喜劇，處處映照現實的荒誕。大伯家的五歲小天王，一句童言無忌——“太爺爺，你到底什麽時候死啊？我要吃瀨尿蝦”——把荒誕推向最高點。

小天王這句觸目驚心的話，無疑是文學對現實的冒犯。太爺爺的死亡，對於小天王來說，遠不如一道瀨尿蝦重要。在小天王的心中，死亡是一個模糊的詞匯，一個遙遠的概念，他尚不能理解伴隨死亡而來的悲傷與家族秩序的坍塌。

“我父親所賦予我們的，還有類似於中國舊家族的倫理模式”，似乎逐漸被逼仄的現實所瓦解。作為大城市裡的細民，沒有寬裕的太空——一年辛苦工作，只能買個小廁所——去盛放大家族式的親情。

在中國漫長的農業社會裡，一直強調血緣濃於水，個人附庸於家族。但父親這一輩之間關係並非“血濃於水”，而充滿著緊張、對立。張怡微塑造了一個叛逆者的形象——小叔騙光了奶奶的錢，最後逃離家族，成為大家口誅筆伐的對象——來完成對家族內部血緣關係的消解。城市建設補償的房屋拆遷款，更是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家人對拆遷權的爭奪讓血緣親情徹底變成虛與委蛇的物質關係。

小天王是“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直刺此次家族宴會的實質。袁煥榮雖未離世，但他已被家人當作“死者”或事件來對待。家族聚會徹底成為一場鬧劇，死亡沒有了莊重與悲傷，只有對“血緣家族”的消解與嘲諷。父子反目、兄弟老死不相往來、姐妹結仇……都是日常生活裡反覆上演的戲碼。家族名存實亡，只能以“宴會”的名義，苦苦維系著。

法國歷史學家讓-馬克·阿爾貝（Jean-Marc Albert）在《權力的餐桌》一書中，有句鞭辟入裡的妙言：“餐桌藝術是一種統治藝術。餐桌是一個特別的場所，圍繞著吃，可以產生決策，可以張揚勢力，可以收納，可以排斥，可以論資排輩，可以攀比高低，吃飯簡直成了最細致而有效的政治工具。”當然，歷史學家研究的是宮廷餐桌藝術，其著眼點高屋建瓴，距離細民們的生活未免太過遙遠，但也深刻地揭示了餐桌裡人際關係的本質。

大到國家宴會，小到情侶約會，餐桌上無時無刻不體現著權力的關係。不說國宴，就說生活中較為隆重的宴會，誰貴為上賓，誰位列末位，都昭示著客人與東道的關係幾何。情侶約會的晚宴，或是兩人關係的開端，或是出於紀念。所以，作為聚餐的儀式，作為權力場，宴會多多少少都帶有表演的意味。

二

滿月酒、畢業典禮、婚宴、生日宴會……人的一生，需要參加或經歷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宴會。與死亡相關的宴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滿月酒意味著生命經過了最初的考驗，想必古時候嬰孩成活率低，便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各種大大小小的宴席，昭示著個人進入新的生命階段，適應新的角色。新人舉辦婚宴了，那麽他們就不僅僅是兒子或女兒，而是丈夫與妻子。死亡意味著現實關係的終結，我們通過葬禮與死者建立起歷史的聯繫。

柴米油鹽醬醋茶，是每個人生活的基本，也是大多數人的焦慮所在。中午吃什麽菜好，房價什麽時候下跌，孩子的成績怎麽下降了？這些雞毛蒜皮之事，日複一日地重複著，構成了日常生活的圖景。重複與機械，乃是人生的常態。人生這部注定了結局的電視劇，大部分是無聊的。

為了對抗根植於日常生活中的無聊，宴會便顯得無比重要。它提供了一個宣泄的出口，一個逃離的機會。雖然這番逃離，僅僅只是短暫的三五天。經典電影《教父》裡開場長達二十七分鐘的婚禮，熱鬧非凡又暗藏玄機，江湖裡的刀光劍影，都被歌聲與舞蹈所掩蓋。這種盛大的、隆重的喜悅，賦予了人們繼續生活的信心與希望。

細民，小老百姓、平民也。宴，儀式也，表演也；盛，盛大，多也。“細”與“盛”，形成了極端的對比，讓人不禁想起繡像本《金瓶梅》的“西門慶熱結十兄弟”的隆重與滑稽。小老百姓偏偏要鄭重其事，偏偏要參與到大排場，難免會出現啼笑皆非的場景。一場力不逮心的表演，即將上演。正如劉姥姥再進大觀園，參加了史太君筵席，裝模作樣，引得賈府眾人的嬉笑。在大觀園裡的儀式中，劉姥姥用滑稽、出格的表演，讓史太君們短暫地逃離了賈府的現實。

當然，袁佳喬並不是劉姥姥式的人物，她本身是家族裡的一員。冷眼旁觀，更覺察出家族成員之間關係的不堪與脆弱。宴會實際上成為一種低效的溝通，一種不堪忍受的負擔。在《細民盛宴》中，張怡微借袁佳喬之口，說出對宴會的不信任：“十七歲那年以後，除了婚喪嫁娶，我還分別隨兩方‘家人’吃了很多飯。或喜或悲。有些看似很有意義，有些僅僅是為了打發粘結。”“看似”、“打發”，已經清晰地透露了作者的態度。宴會並不是日常生活逃離的視窗，而是無聊的組成部分。

宴會裡的人情，是值得懷疑的。《細民盛宴》裡的各種大大小小的宴會，熙熙攘攘，看似熱鬧，終究是無情。袁佳喬與小茂父母見面的宴會，充滿了刺痛：“盛宴過半，小茂的父親問了我家裡的情況，語氣特別和藹”，在初次見面的隆重的宴會上，核實私密的家庭收入與健康概況，著實令人難堪。

大宴會不可信，與之相對的，家常飯則充滿溫情與暖意。“梅娘”（後媽）與“我”的關係從一開始便是處於緊張對峙之中，“已經差不多快要過完會有危險被可怕繼母下手毒害的年紀”。後媽，在中國人的觀念裡，向來是狠毒的角色。她是一個家庭的外來者，一個破壞者。在一個男人，一個“父親”面前，她要跟他的“兒女”競爭，讓這個男人屬於她，成為實實在在的“丈夫”。

袁佳喬和“梅娘”之間的關係，在隆重的宴會上顯得尷尬異常。但在小說結尾，卻出現了令人動容的一幕：“‘梅娘’回家看見我時熱烈地招呼了我，暖風撲面……她鋪展開來的魚香肉絲、素三絲、紅燒豆腐、千層百葉……”不是宴會裡的珍饈，家常菜卻充滿了溫情。兩人關係因而升華。

溫暖的、令人懷念的人情，出現在非血緣關係裡，是張怡微的野心與大膽。袁佳喬在與繼父、“梅娘”逐漸升溫的關係，讓人感受到日常生活的柔情。尤其是繼父，一個沉默而溫柔的上海男人，不似父親那樣口無遮攔，以“吹牛”來維護自己的自尊心。繼父為袁佳喬的未來規劃，擔憂“我”的教育問題。

三

《飲食男女》的開頭幾分鐘，我尤其喜歡，常常獨自品咂。老朱忙碌著周日家宴，很是自得其樂。殺雞、片魚、烤鴨、蒸肉、熬湯……在李安精致的鏡頭之下，這些充斥著人間煙火的工序，君子所遠離的庖廚，竟也美不勝收。

從飲食與宴會切入，以理解中國人家庭與人際的關係。李安不是第一人，也不會是最後一人。香港武俠電影，常有大俠與敵人，在方寸飯桌之間，你來我往、輾轉騰挪，煞是好看；b也有《舌尖上的中國》，搜羅各地美味，以食事來言人事，引無數觀眾津生兩頰。至於從文學的角度，對飲食的關注與記錄，更是源遠流長。宋惠蓮的一根柴火燒的豬頭肉，馬二先生遊西湖逛了一路吃了一路。無怪乎，張愛玲在《談吃》一文中直言：“相府老太太看《儒林外史》，就看個吃。”

這裡的“吃”，準確地說，是飲食或食物。飲食習慣具有強烈地地域性，四川人嗜辣，廣東人好鮮，上海人口味偏甜。一方水土一方人情，選擇吃什麽，與其所處的地理環境、人文歷史有著密切相關的聯繫。阿城在《思鄉與蛋白酶》一文中，寫到一個有趣的觀點，直把飲食當鄉愁：“所謂思鄉這個東西，就是思飲食，思飲食的過程，思飲食的氣氛。”這種鄉愁的根源，是蛋白酶。這種解釋，科學則科學矣，卻稍讓人覺得過於理性。飲食，便是一座城市、一個群體的蛋白酶，是實體的共同記憶。

所以，想要認識一座城市，應從飲食開始，食物裡包含著地方的文化基因。多年之前，顏歌的小說《我們家》曾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每想起，味蕾仿佛被打開，豆瓣醬的味道與人與事與家族與地方融蓋一起。這是一本有味道的小說。

應是食物性格之故，相比於《我們家》，《細民盛宴》裡的食物卻寡淡得多。四喜烤麩、糟黃泥螺、水果沙拉、鹽焗鴿子蛋、上海熏魚、鹽鹵拚盤、瀨尿蝦……這些上海人日常生活所依賴的飲食，每每出現，總是令人心安。

古典文學家們對生活充滿熱情，才會在飲食宴會傾注筆墨。因其世俗，所以迷人；因其平常，所以動人。這種用巨大的熱忱與耐心觀察日常生活的傳統，經過革命與先鋒的洗禮，日漸式微。在《細民盛宴》之中，我仿佛看到一股微暗之火，漸漸明亮。

然而，到底有所不一樣了。我們所處的時代，食物豐盛程度遠超身體所需。麵包店、熟食店、零食店……線上線下的食品商鋪，應接不暇，應有盡有。天南地北的美食，手機上下一個訂單，即可獲得。食物不再稀缺，神聖性便日漸稀薄。外賣APP的風行，終於讓一日三餐成為流水線中的標準產品。

當饑餓成為遙遠的記憶之時，“吃什麽”的追問，便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需要在琳琅滿目的菜名之中，擷取日常生活中所需。無疑，《細民盛宴》裡所提到的食物，便是張怡微所精心擷取。它們是上海人生活的日常，也是精準的上海飲食知識。

那麽，喚起讀者“看個吃”的欲望，會是張怡微小小的私心嗎？想要得出答案，其實並不難。“看個吃”，其實是了解的初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張怡微對這座城市自然懷有特殊的深情。這種深情能稱之為“故鄉”嗎？在我看來，所謂的“故鄉”，是遙遠的、是一個讓人回望的存在。它存在於記憶中，是與現實遙遙相望的不安與惆悵。張怡微在《細民盛宴》裡對上海的書寫，難說是故鄉情，而是更加複雜、更具使命感的深情。

在《細民盛宴》中，我看到張怡微以文學構建上海細民日常生活圖景的野心。所以，除了食物之外，張怡微就像是一名導遊，克制地向讀者普及著上海相關的知識。“梅娘”是什麽意思？哦，在上海話裡原來是“後媽”之意；“大自鳴鍾”、“祁連山路”，原來是上海的馬路。這些語言、地理方面的知識，是張怡微眼裡的上海世情。後人若是研究上海這座城市，可以精準地感知物和人，可以一窺上海細民們的日常生活。

一個無法回避的追問：遊客會喜歡這樣的導遊嗎？儘管張怡微是克制的，但在某個時候，仍讓人感到她的無奈與妥協。

四

“所謂物質生活，無非是人和物，物和人。研究物——包括食物、住房、衣服、奢侈品、工具、貨幣、城鄉設施，總之，人使用的一切——並不是衡量人的日常生活的唯一方法。”費爾南·布羅代爾曾這樣定義“物質生活”。在他看來，物質只有為人所用，成為日常生活不可獲取的元素，書寫的價值才會最大化。他對一日三餐的關注、對生活用度的關注，重構15—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的生活圖景。

物質又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詞匯。我們既然無法脫離它，那就時刻對它保持警惕。我們試圖通過否定、冒犯物質，來保持靈魂的高傲、情感的純潔。我們向往純粹的、非功利的情感，卻又無法擺脫用物質衡量情感價值幾何的困境。我們生怕他人物化自己，然而卻迫不及待地用經濟數據去考量他人的情感。

張怡微的《“有情”與“無情”——與有關的亮點想法》，是我非常喜歡的文章。她敏銳地察覺到“有情”與“無情”的歷史秘密：衡量“情”的輕重、有無，實際上是一個數學問題。“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布”、“絲”想必消除了女人的不安與疑慮，讓她對婚後生活有了期待與信心。

數字化的情感，能被人更精準地感知；量化的倫理，能被人更有效地執行。某個時刻，《細民盛宴》裡的日常生活，一度讓我感到驚惶與恐懼。上海仿佛一個碩大的工廠，每一份人情、倫理都嚴格按照績效考核表來執行。在袁佳喬與小茂的短暫、倉促的婚姻裡，父親一執意要“我”相信，沒有給嫁妝並不是不愛女兒；袁佳喬與小茂父母初見的宴會上，小茂父母便直接、赤裸地評估“我”、家庭收入到底是否能承受得了雙方的愛情。往後數次見面，小茂父親貪婪無度地為兒子索求愛，“我們同意兒子找你不就是為了替他媽媽照顧他麽？你怎能不去呢，我們對你那麽寬容，你好意思嗎？像你這樣的女孩，嫁到我們家，應該感到珍惜”。袁佳喬仿佛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物件，時時刻刻得體現出實用價值。

另一方面，“梅娘”與父親的感情，也沒有想象中的那麽牢固與熨帖。兩人結合在一起，似乎是源於父親口中大自鳴鍾老房拆遷的願景。大自鳴鍾路的舊房子，等了二十多年的拆遷，讓袁家兄弟姐妹之間的關係，充滿了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父親索性將不吉利的房子賣掉，把錢給了我二姑，一來二往，反而倒欠了我二姑十來萬錢”。

我們能去指責或批判這種計算嗎？似乎也很難，畢竟生活在上海，面對著局促、逼仄的現實，我們只有在精確的數字背後獲取一絲岌岌可危的安全感。

五

張怡微曾對“世情小說”，做出獨到的闡釋：“情的對峙在此形成了強烈的戲劇張力，讀者能夠哀其不幸，又能感其炎涼。格調上顯然不再是高級知識分子的情趣，相反充滿了俗世男女日常生活的‘意見’。世情小說要表現的，正是這一類非客觀理性的普通信念或流行見解。”

“普通信念”或“流行見解”，應是小老百姓所秉承的生活信念或道德理念。明朝士大夫們斤斤計較於婦女守貞，可在《金瓶梅》、“三言二拍”中，婦女改嫁卻是尋常之事。知識分子的“意見”、政府的規訓與百姓的生活呈割裂之狀態。煌煌史書所忽略的，正是這群“沉默的大多數”的日常生活。

明末江南地區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繼而催生了蘇杭等城市，繼而形成了市民階層，繼而出現了世情小說，繼而“細民”成為書寫的對象。“細民”一詞，乃是張怡微對世情傳統的回響。

然而，此“城市”早非彼“城市”，“細民”們也早就換了模樣。通用的名詞掩蓋了太多的歷史“褶皺”c。明清時期的城市，按照格非的觀點，其實相當於大市場，城市與農村並無明顯的分野（《雪隱鷺鷥——的聲色與虛無》第一輯）。即使是最繁華的城市，人口規模不過是百萬。以今天的城市作為對標，大概相當於縣級城市，傳統的、鄉土的價值觀仍強勁地覆蓋著日常生活。

張怡微所面對的城市，常住人口就高達兩千四百萬。兩個時期的城市，在人口規模上就顯現出質的區別。作為現代超級都市，上海就像是一輛龐大的、飛速運轉的機器，每天數十萬人上車下車。不同地區的人、不同地方的語言、不同時代的觀念，在這機器裡激烈地碰撞。也許，有人熟悉每一條馬路，熟知街道的歷史，洞察到城市過去與未來的秘密，可逼仄、局促的現實，讓我們只能專注於自己的日常生活。一個基於個人心靈體驗的城市，就此應運而生，“城市越是龐大，在我們心靈中呈現的印象卻越是支離破碎”d。

首次看到“家族實驗”這個詞匯，我心中是一陣愕然。“實驗”是有實證主義精神的詞匯。張怡微仿佛冷酷的機械師，通過拆解家族、重組家庭，發表著自己對日常生活的意見。在《細民盛宴》裡，她把袁佳喬的人際關係，被她分解成“梅娘”、“繼父”、“前夫”等幾組，進行人情、道德的重構。袁佳喬與“梅娘”兒子瑄彥的關係，頗具代表性。父親與“梅娘”結婚之後，一個尷尬的問題便不可避免地擺在袁佳喬與瑄彥的面前：如何定義兩人的關係？兄妹嗎，不盡然，兩人早就到達可自主選擇“人情”的年齡；朋友嗎，也說不上，兩人的生活、工作並無多大的交集。在短篇小說集《櫻桃青衣》中，張怡微對這種短暫的、懸掛的、曖昧的“倫理人情”有了更深的挖掘，如《蕉鹿記》、《過房》。

“實驗”往往意味著風險，因家庭重組而產生的新的情感、倫理、道德模式，真的具備普遍意義嗎？解答這個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式的追問，並非是小說家的工作。小說家的工作是提供一個可能性的視窗，以虛構之筆去叩問現實困境，以個人的思考去冒犯現實的秩序。

（注釋略，詳見《上海文化》雜誌）

王輝城，生於1988年，上海作家協會會員，長於評論與文化隨筆。文章見於《上海文化》、《新民晚報》等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