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姆·蘇丁：用畫筆回應痛苦

多災多難的人生往往與偉大的藝術如影隨形。對於表現主義畫家柴姆·蘇丁而言，慘淡的童年與猶太裔身份帶給他一生無盡的痛苦，也化作了他繪畫的不竭養分。他用畫筆回應痛苦，用畫布記錄創傷，成為記錄人類沉重歷史的“災難藝術家”。

柴姆·蘇丁(Chaim Soutine)是上世紀初歐洲新藝術運動中一位重要的畫家，也是巴黎畫派的傑出代表。他的繪畫汲取了歐洲傳統藝術流派的創作範式，同時又有鮮明的技法創新和現代特徵，對表現主義繪畫的發展影響深遠，被譽為新藝術運動中的”橋梁“式人物。

柴姆·蘇丁《自畫像》，1918年

柴姆·蘇丁《南方風景》，1922-1923年

扭曲與粗糙的創造者

在繪畫題材和視角上，蘇丁深受歐洲古典繪畫的影響。其現存的一百多幅畫作大多以靜物、風景、肖像為題材，對描摹對象的視角選擇也較為傳統。

柴姆·蘇丁《樹》，1939年

蘇丁的獨特之處表現在創作技法之上——粗糙的筆觸堆棧、不經調和的色塊衝撞、情緒化的色彩處理、扭曲的形象描摹……他汲取了印象派的筆觸、野獸派的大膽配色，以及其它新藝術運動時期的先鋒藝術創造，最終形成了自己的筆法。

柴姆·蘇丁《魚和番茄》，1924年

獨特的繪畫方式讓蘇丁筆下的人和物衝破理性形象的束縛，呈現出強烈的自我表現力和情緒感染力。在蘇丁看來，繪畫的扭曲和粗糙打破了外表的虛偽性，展現出飽滿的情緒和內在的真實。

柴姆·蘇丁《塞雷風景》，1919-1920年

柴姆·蘇丁《雕塑家梅斯查尼諾夫的肖像》，1923-1924年

蘇丁通常被定義為表現主義畫家，但與大部分表現主義畫家所展現出的那種現代性城市焦慮不同，蘇丁更傾向於處理並表達一種指向內在心理的私人化情感。

柴姆·蘇丁《屠夫男孩》，1919-1920年

他的每一幅畫都像是記錄了一次深刻的自我解剖，欣賞者能夠明顯感覺到畫作中畫家主體的存在。蘇丁的情感在畫布上變得可視化，我們仿佛能夠看見他將沮喪、絕望、憤怒、哀慟等一系列情緒傾注到布面之上。

柴姆·蘇丁《卡涅的糕點師》，1922-1923年

柴姆·蘇丁《小糕點師》，1927年

他的肖像畫從來不著意於描繪美化的表面形象，而是試圖去觸探內心深處的黑暗與真實。這些私人化的內在情感深深植根於蘇丁獨特的童年經歷和身份焦慮之中，讓他變得與眾不同且難以定義。

經歷與身份的回應者

柴姆·蘇丁出生於白俄羅斯一個貧窮的猶太裔家庭，他的童年是伴隨著窮困潦倒和種族歧視度過的。兒時痛苦的經歷塑造了他日後內向、敏感的性格，也成為影響他一生創作的動機與母題。

內向、敏感的柴姆·蘇丁

17歲時，受到一位醫生的大力資助，蘇丁得以來到巴黎學習藝術。在這裡，他接受了系統的學院繪畫教育，也觸碰到藝術新浪潮的風波，隨即展開了以自我經歷為靈感的大規模藝術創作。

柴姆·蘇丁《劍蘭》，1919年

蘇丁的靜物畫展現出對肉類食物的特殊專注，他一生中畫了大量的肉類靜物畫，大多是是血淋淋的生肉。這種獨特的關注點源自於蘇丁饑餓的童年和猶太裔背景。

柴姆·蘇丁《靜物與雷魚》，1924年

柴姆·蘇丁《魚，水罐與靜物》，1923年

在1916年創作的作品《靜物與鯡魚》中，蘇丁將叉子扭曲成乾枯的手臂模樣，兩把叉子就像饑餓的孩童乾枯的手臂，想要握住食物。蘇丁毫無疑問地將童年的經歷糅合進了叉子的表征性意義中。

柴姆·蘇丁《靜物與鯡魚》，1916年

在另一幅作品《靜物與兔子》中，對於叉子的象徵性表達同樣清晰可見。孩童時代長時間的饑餓讓蘇丁患上胃病，對於食物的渴望與身體的痛楚堆棧在蘇丁的記憶之中，最終沉澱在畫面之上，表現為一種矛盾化的情緒。

柴姆·蘇丁《靜物與兔子》，1924年

蘇丁的代表作《牛的屍體》，致敬了倫勃朗的畫作《被宰殺的牛》。倫勃朗描繪的是17世紀荷蘭在11月宰殺動物獻祭上帝的傳統，通過細膩的光影描繪來凸顯牛肉的油脂感，整個畫面是對形象的理性描繪。

倫勃朗《被宰殺的牛》，1655年

與倫勃朗充滿理性思維的嚴謹筆觸不同，蘇丁的畫作充滿了情緒化的色彩與線條衝撞；對於牛本身的描摹被弱化，而祭祀儀式的神聖感和救贖情緒飽滿地從畫面中釋放開來。

柴姆·蘇丁《牛的屍體》，1924年

被宰割的、用於宗教獻祭的肉類又無疑帶有種族意味的自我投射——身為猶太裔被歧視和侮辱的經歷，讓蘇丁把自己類比於用作宗教祭祀的“犧牲品”，作為“犧牲”的神聖感似乎能夠想象性地消解掉被侮辱與宰割的痛苦。

柴姆·蘇丁《牛的屍體》，1924年

1919年一戰結束後，蘇丁在讚助人Leopold Zborowski的資助下前往南法小鎮塞雷生活，並創作了大量風景畫。繪畫延續了他一貫的手法和理念：和煦的田園風光被注入焦慮和陰鬱的情緒，扭曲的樹枝和土地像是即將橫穿畫面而過。

柴姆·蘇丁《鄉村風景》，1921-1922年

戰後生活看似太平，可戰爭帶給人們的創傷卻依然深刻。蘇丁的畫作正是要撕破和氣的表象，展現被戰爭摧毀的心靈和低沉的情緒。

柴姆·蘇丁《房屋》，1921年

1921年，希特勒成為德國工人黨領袖，大肆宣揚納粹主義和反猶主義。在接下來的20幾年中，猶太民族遭受到了更加殘酷的折磨和歧視。童年時期被歧視的經歷深深地扎根在蘇丁的精神之中，面對納粹暴行，他變得更加痛苦陰鬱，更深刻的情緒和思想在體內醞釀。

柴姆·蘇丁《房客》，1927年

1925年，蘇丁來到濱海城市卡涅，開始創作大量的人物肖像。與前期肖像畫中暖色調的背景不同，這一時期他大量使用藍黑色作為背景，畫面更加詭秘陰鬱，所繪人物也多是沮喪呆滯的面龐。

柴姆·蘇丁《藍色背景中的英國女孩》，1937年

二戰開始後，這種陰鬱、無望的情緒表達更為凸顯。蘇丁筆下的婦女和兒童被灰黑黯淡的背景包圍，表情或凝重、或呆滯、或驚恐，展現出畫家對未來的茫然和絕望，蘇丁畫作的情緒化表達也達到了巔峰。

柴姆·蘇丁《穿著藍色衣服的上學男孩》，1937年

1943年，蘇丁突發腸穿孔，因為猶太裔的身份太過敏感，不得不在送往醫院的路上東躲西藏，最終因為錯過最佳治療時間而死於手術台上。

柴姆·蘇丁說：“小時候，我曾經親眼看見農村屠夫切開鳥的喉嚨並且把血擠出來的場面。當時我想大喊，但他愉悅的表情不知怎的讓我叫不出聲來……

柴姆·蘇丁《母性》，1942年

我時常能感受到那次並未發出聲的呐喊——當我為教授創作一幅粗豪的肖像時，我試圖擺脫呐喊的控制，但是毫無用處；當我描摹公牛的屍體時我依然想要釋放那聲呐喊，可依然沒能成功。”

柴姆·蘇丁《門童》，1925年

蘇丁終其一生，都在試圖釋放童年時期留下的鬱結，這種渴望釋放的衝動貫徹在他所有的作品之中。

苦難與歷史的書寫者

許多人將蘇丁比作繪畫界的卡夫卡——猶太裔身份、陰鬱敏感的情緒化表達、難以歸類的強烈個人風格、表現主義色彩……兩人的確有諸多相似之處。

歷史學家Ezra Mendelson認為，卡夫卡用一種“夢魘”式的敘述邏輯來創作小說故事，而蘇丁則再現了“夢魘”的感覺。

柴姆·蘇丁《被剝皮的兔子》，1921年

兩人既是人類最沉重歷史的親歷者，也是其記錄者。他們的作品都在記錄和傳遞痛苦的感覺，這種痛苦既是私人性的，也是民族性、時代性的。他們的作品因私人性而獨特，因民族性而深刻，因時代性而永恆。

柴姆·蘇丁《靜物與野雞》，1924年

人類之偉大，正在於對於他人悲苦的共情能力。無論是哪個時代、哪個國家的人，都能夠在卡夫卡和蘇丁的作品中感受到深刻的苦難情感，進而產生莊嚴的敬畏和憐憫。

柴姆·蘇丁《卡涅的廚師》，1927年

猶太裔、白俄羅斯貧民、一戰二戰受害者、客死他鄉……柴姆·蘇丁的一生親歷了這些被我們賦予了諸多象徵性含義的沉重詞匯，他用繪畫來回應這些經歷帶來的創痛感，用粗豪的筆觸和大膽的色塊承載複雜的情感。

柴姆·蘇丁簽名

柴姆·蘇丁的偉大不僅在於他在繪畫上天才般的風格創造，而且在於他的畫作對於個人磨難與人類苦難這一永恆母題的回應，他對於情感和痛苦的把控與展現，讓藝術展現出史詩般的深刻與雋永。

[編輯、文/路子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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