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王永利/文
倘若一種新生事物的概念、內涵外延的邊界尚未厘清，其何以顛覆？怎樣創新？
金融科技，即Fintech（Financial Technology），近年來在國際國內快速升溫。尤其當區塊鏈、數字幣得到廣泛關注之後，不少人認為，二者將成為“信任的機器”、“價值互聯網”，可以顛覆法定貨幣體系和複式記账法，可以再造生產關係和社會組織、商業模式，形成人人自組織、人人自金融的全新網絡社會；科技應用的最重要最有價值的領域，將是傳統上一直被嚴格監管、高高在上的金融領域，尤其是政府高度壟斷的法定貨幣體系。因此，要特別重視科技在金融領域應用的研發和實施，即要大力發展金融科技。
在我國，大力發展金融科技，也成為很多地方政府以及企業和創業者的戰略選擇。
但是，作為一個新的概念，現在社會上對什麽是“金融科技”，如何推動金融科技加快發展、健康發展，卻還存在不少模糊認識和盲目衝動，亟待厘清和準確把握。
不妨從“金融科技的本源 、應用需要配套的條件，趨利避害的發展宗旨”這三個維度去深入探討、甄別是非，尋找擁抱金融科技的正確姿態，從而真正促進金融創新。
本源：金融科技是互聯網新時代的產物
其實，金融科技是源自互聯網新時代的產物；科技對金融的影響，已進入深層次階段。
按照國際權威機構“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的定義，金融科技是指科學技術帶來的金融創新，它能創造新的模式、業務、流程與產品，既可以包括前端產業也包含後台技術。
但問題是，金融自誕生以來，一直都是在利用各種相關技術不斷增強自身的產品和流程創新，提高運行效率、降低運行成本、嚴密風險控制，更好地發揮應有作用。比如，銀行資金匯劃清算的報單（憑證），由原來通過郵政部門寄送，到以電報方式傳送，再到通過銀行內部網絡（局域網或專用網）進行資訊傳遞，效率不斷提高，成本不斷降低、安全性不斷增強，現在更多的開始利用公共網絡進行資訊傳遞。再比如，銀行的計算工具，也由算盤，發展到計算機，再到不斷改進的電腦；銀行所運用的憑證，也由傳統的紙質憑證，越來越多的轉變為電子憑證，甚至連貨幣也越來越多的由紙幣和硬幣轉變為電子貨幣或數字貨幣。那麽，為什麽以往沒有“金融科技”的概念，而現在忽然出現了火熱的“金融科技”風潮？
這就涉及到科學技術發展的階段性和影響力的問題。以往很多技術應用到金融領域，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一般都只是在某個領域形成了局部的影響，難以形成金融整體性劃時代的深刻變化。而隨著互聯網以及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各種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現在科技對金融的影響，已經進入到深層次根本性的階段。
其一，互聯網新時代正在走來。
必須看到，互聯網自上世紀60年代誕生以來，現在正在發生劃時代的變化。
隨著寬頻傳輸、移動互聯、影像或生物識別、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量子計算、虛擬現實等技術的不斷進步和廣泛應用，互聯網的覆蓋面和滲透率大幅度提升，相關技術的組合功能明顯增強，正在推動資訊技術從電腦（IT）時代進入互聯網（NET）時代，推動人類社會進入一個萬事萬物互聯、隨時隨地互聯的“互聯網新時代”，資訊互聯網、實物互聯網（物聯網）、價值互聯網等相互融合、跨界發展。這將推動人類社會發生深刻變革，資訊社會加快發展。
首先，互聯網的廣泛發展、資訊的高效傳播，拉近了資源供需雙方的距離，打破了原來受資訊不充分不對稱製約所形成的行業分工，以及產業流程中各個環節、中介組織的設立和職責邊界，推動產業鏈垂直整合、橫向開放、一體化生態化發展，減少運行環節，降低運行成本、提高運行效率，促進社會組織形態、運行模式和思維方式等方面深刻變化，在更廣範圍、更高層次上實現分工合作，按需生產、租賃共享等快速發展，大大降低資源的閑置和浪費。
例如，傳統的電視機生產企業，一般首先需要有工人、廠房、設備等基礎條件，然後需要採購原材料並進行加工。產成品需要通過批發到零售機構，零售機構往往是按月甚至是按季進行銷售資金的結算。這樣，電視機生產企業不僅需要大量的固定資產投入，原材料和產成品等都會佔用大量資金，而且當電視機給購買者安裝完成後，基本上就與用戶割斷了聯繫，僅僅依靠電視機本身獲得盈利，太空越來越小，經營總體上非常困難。
但是，在互聯網時代，電視機企業不再局限於電視機作為一個影片播放器的生產，而是要與電視機播放內容的生產和供應緊密結合，同時，將電視機改造成為互聯網的智能終端，使其成為聯繫內容供應商與消費者的橋梁。這樣，電視機的設計必須具備互聯網的思維，納入從內容到終端、從平台到大數據的完整體系中進行，從而打破原有的業務邊界，實現產業鏈的垂直整合。同時，要焦急核心優勢領域，開放配套領域尋求合作共贏。
電視機品牌擁有者，主要集中於電視機的設計以及系統和性能優化，定型後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找最好的部件供應商提高產品和服務，具體生產也可以外包給專業的組裝工廠。在此基礎上，可以進行電視機的網上預定並收取一定的定金，根據訂單，直接向組裝廠家發出生產通知，在約定時間內將電視機組裝完成並通過專門公司發送給購買者，安裝調試後再收取尾款。這樣，電視機品牌企業並不需要廠房和設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實現按需生產，甚至在具備主導權的情況下，可以讓合作夥伴墊資供貨和生產，不僅可以大大減少資金佔用，而且可以通過定金等增加資金來源。
更重要的是，從電視機安裝開通之時開始，就成為電視機品牌企業數據中心的智能終端（當然，也可以利用電視機上網從事其他網絡活動），每台電視機何時開機、何時關機、看了什麽內容、實際操作情況等，數據中心會全部采集，進而通過大數據的分析，對用戶進行精準的了解（用戶畫像），從而有針對性的開發和推送內容產品，增強內容開發的有效性。在此基礎上，還可以圍繞用戶各個方面的需求，不斷拓展網絡平台的功能，拓展合作夥伴和有效供給，包括定向投放廣告等，為用戶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服務，真正體現“用戶中心、需求至上”的理念，形成全新的網絡社區或商圈，打造全新的商業模式和運行體系。
其次，互聯網互聯互通、跨界融合的發展，會突破原有的地域、行政的邊界，大大消除不必要的環節和中介，推動社會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在更大範圍上重新配置和組合，形成網絡生態化經濟體系，企業組織和運行方式可能發生深刻變化，注冊地與辦公地可以分離，居家式、分散式辦公會加快發展，人們相互聯繫、交通方式等也會改變；不同地區或城市的區位優勢會發生深刻變化。如果不能跟上互聯網的發展步伐，融入到網絡生態體系中發展並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越來越多的企業，特別是實力較弱的中小微企業，就完全可能被淘汰。
同時，在互聯網的基礎上，各種新技術才能得以更好的組合應用，並形成以證券化、數字化資產運行為核心的“網絡世界”與“現實世界”相對應（就像金融成為“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對應一樣），二者緊密聯繫、相互影響，但又相對獨立，短時間內難以完全融合。網絡世界會突破國界，要完全以現實世界各國的法律法規去約束網絡世界是不現實的，設想短期內以網絡世界完全顛覆或替代現實世界同樣是不現實的。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在網絡世界，越來越多的運行規則會內置到網絡系統中，由電腦自動運行，減少人為乾預，從一定範圍看，會出現“去中心、去中介”的趨勢和特徵，大量人工處理的事情將被機器替代。但實際上互聯網將經濟活動和經濟往來的太空大大拓展了，正在推動人類社會邁向更廣範圍、更高層次的分工合作，開放共享、合作共贏成為主題，租賃共享經濟加快發展。從全社會整體而言，即使是網絡世界，也依然需要有必要的中心和中介，人依然是世界的中心，物依然是世界的基礎。
再次，資訊技術的發展，正在推動數字（資訊）資產成為新的越來越重要的資產。社會資訊的歸集必然要從目前以經濟業務承辦方為主體歸集和擁有數據，從經濟活動發起人角度看存在“大數據碎片化、重複多”的問題，轉向以社會經濟活動的行為發起人（包括法人和個人）為主體，全面、完整地歸集其所有的經濟資訊，形成其在實物資產、貨幣資產之外更重要的數字（資訊）資產。這將大大提升“大數據”的完整性、準確性和有用性，為法人和個人的風險評估、信用建設、融資便捷等提供重要基礎，為發展誠信社會和誠信文化奠定重要基礎。這需要通過立法明確法人和個人對數字資產的所有權，在充分保護其所有者的隱私和權益基礎上，推動社會數據的開放和有償共享。
其二，互聯網的發展，使中國迎來換道超車，領先世界的歷史性機遇。
互聯網互聯互通、跨界融合的特性，其功能的發揮需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和足夠大的太空與流量。中國在互聯網應用方面具備全世界單一國家最好的條件：地域大、人口多、基礎設施發展快，經濟社會成長性好。
在互聯網和資訊社會，小國家要培育自主的大型互聯網公司是不現實的，小國家要在更大範圍整合資源並成為世界領先的強國同樣是不現實的。
中國仍處於工業化、城市化、資訊化發展過程中，深化改革開放的潛力依然巨大。互聯網互聯互通、跨界融合的特性，正在通過技術的力量，打破原有的體制機制所存在的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很多桎梏，使其成為推動改革開放的重要力量。
例如，電商業務引入中國後，之所以能迅猛發展，現在中國一家的電商交易規模相對於其他所有國家的總和，不僅因為中國人口多、通訊設施發展快，快遞勞動力便宜等，更是因為傳統商業物流領域行政管理色彩濃、環節多、成本高、效率低（中國物流成本長期處於全世界最高的行列）。引入電商業務後，很多線下的管理沒有跟上，使其成本降低的程度遠遠超過發達國家開放的市場，儘管也帶來一些需要解決和完善的問題，但毋庸置疑的是，電商的發展已經推動相關方面深化改革開放，並形成了全球領先的影響力。由此延伸開來則不難看出，互聯網的發展必將成為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非常重要的推動力。
互聯網的發展，也在推動配套產業和基礎設施的發展。中國完全有可能在全世界率先進入5G時代，北斗全球定位體系也將達到世界領先水準，這都將推動中國互聯網資訊社會加快發展，並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影響。
其三，互聯網及相關技術正在深刻改變金融。
金融是社會資源配置的樞紐，是現代經濟運行的核心，互聯網的發展給金融，尤其是中國金融帶來難得機遇和深刻挑戰，正在深刻改變金融的發展軌跡、組織形式和運行模式。
發展軌跡：自從貨幣金融產生以來，特別是貨幣轉化成資金或資本之後，一直朝著專業化、獨立化運行的方向發展，形成“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格局。但互聯網的發展正在推動越來越多的金融功能融入到經濟活動中一體化、數字化、自助式運行，因而推動金融發展軌跡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由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獨立運行，轉變為越來越回歸和融入實體經濟一體化運行。
組織形式：從按機構分業經營，轉向圍繞客戶需求突出功能優勢發展混業經營；從各機構獨立運行，轉向更高層次更大範圍的社會化分工合作。
運行模式：從依靠機構網點和人員操作實物型憑據，越來越多地轉為網上運行，由當事人自己操作、系統自動控制，智能化、數字化運行，大量由人工參與的金融活動將被機器取代，金融機構和網點的數量將大幅度縮減。
競爭焦點：業務場景、獲客能力成為金融市場競爭的焦點。從業務發起人和資金源頭上抓起，進行全流程服務，是金融機構業務穩定發展的根本（“交易銀行”模式）；全面、及時、完整地掌握客戶資金運行和變化情況，是準確開展客戶授信和風險控制、積極發展金融業務的關鍵。因此，以客戶為中心，從客戶經濟活動源頭開始的產融結合（需要有配套的專業監管），成為互聯網時代金融發展的必由之路。
互聯網金融科技應用的主要領域：
網絡支付。形成移動化、場景化、數字化、自動化的互聯網支付體系（需要滿足KYC以及AML等要求）。支付是產融結合、資源互補、生態發展的重要環節。
網絡交易。打造開放共享的互聯網金融產品銷售與交易平台（金融“電商”），平台服務商與金融產品經營者分工合作，通過金融產品的充分交易，擴大直接投融資、促進利率市場化、增強金融普惠與活力，實現投融資主體資產負債表優化和風險分散的目的。
網絡資管。在一站式金融交易平台基礎上，實現金融交易者全面的網絡資信管理和風險控制，以及真正從客戶財富管理的角度出發跨金融領域進行綜合產品設計的大資管（泛金融）。
這其中，網絡支付是基礎，網絡交易是核心，網絡資管是方向。
金融監管：從機構監管轉向業務和行為監管；從線下到線上：互聯網的發展正在形成現實世界與網絡世界並存和相互融合的格局，需要相適應的網絡運行規則和管理體系，需要運用監管科技促進監管創新。
所以，金融科技是建立在互聯網基礎上，能夠對金融整體業態產生深刻（劃時代）影響的若乾技術及其應用的統稱。它是互聯網新時代的產物，沒有互聯網的發展，就不會有“金融科技”熱潮的出現。
條件：金融科技應用需要配套的條件
未來已來。或許，應對劃時代熱潮的變化，需要塑造與之對應的配套條件或生態環境。
如前所述，金融科技並不單純是指技術，而是包括技術的應用；且也不是簡單的應用一些技術，在某個領域形成了局部的影響就可以了，而是要形成金融整體性劃時代的深刻變化。因此，發展金融科技就需要完整的配套行為和條件。
這至少包括：技術的研發與軟硬體的配套；商業應用模式的研發；應用場景培育以實現落地運行，特別是需要數字經濟和智能社會的發展環境；政府在政策與法規方面的推動和支持，帶頭推動政務公開、資訊共享和數字經濟發展，培養和吸引相關人才聚集等。
考慮到互聯網互聯互通的特性，互聯網基礎上金融科技的發展一定會突破行政地域的限制，形成相關產業和人才的聚集，形成一個或數個金融科技研發中心、運維中心、龍頭企業等，支持全國乃至全球發展的格局。而要成為金融科技中心，則需要技術、軟硬體和基礎設施、商業模式設計、應用場景打造、應用環境（市場水準、金融監管、法律法規、人才培養和招攬等整個配套環境）領先，並形成以領軍企業為龍頭與核心的整體競爭優勢。
所以，金融科技的發展，絕非只是金融機構或科技公司的事，要想打造金融科技中心，形成全國領先優勢，並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必須緊密結合各地自身的資源條件和現實基礎，立足中長期進行整體規劃，並找準切入點和突破口，積極整合資源推動發展創新，打造各地、乃至中國的比較優勢。
宗旨：金融科技的發展必須趨利避害
不言而喻，在金融科技的比較優勢打造，或發展的過程中，須趨利避害，毋本未倒置。
金融的本質是以貨幣為載體，通過金融活動實現社會資源按照約定條件跨越所有者之間的轉移，努力將閑置資源配置到需要的地方去，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創造出最大的社會財富。因此，金融成為社會資源配置的樞紐、現代經濟運行的核心。
金融並不是簡單地進行資金供需雙方資訊的收集與撮合，還必須進行必要的風險識別和控制，才能將社會資源配置到合理的地方，創造出更大的價值。如果不能有效識別和控制風險，就可能將資源配置到錯誤的地方，不僅不能創造出更大價值，而且可能造成現有財富的損失。因此，風險識別和控制，成為金融成為“好金融”還是“壞金融”的分水嶺。所以，金融不是簡單的資金供需互動的資訊中介，更是信用管理和風險控制的信用中介。
發展金融科技，必須注重於提高金融運行效率、降低運行成本、嚴密風險防控，必須符合金融的本質和發展邏輯，必須得到應有的金融監管，不能盲目創新、苛求顛覆，更不能打著金融科技的旗號，逃避金融監管，以金融欺詐套取不義之財。
2013年中國互聯網金融迅速升溫，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呈現出野蠻生長的狂熱態勢。當時不少人認為，有了互聯網之後，資金供需雙方的資訊完全可以實現直接互動，因此，傳統的金融中介機構勢必成為多餘，P2P網絡貸款、網絡眾籌等將顛覆傳統金融，成為新的互聯網金融模式。但這種理解非常片面，嚴重忽略了金融識別和控制風險的屬性，在實際運行中，單純的網絡資訊中介難以支持P2P網貸和眾籌的發展，結果P2P平台普遍發展成為資金池和信用中介，但又沒有得到應有的金融監管，很快就暴露出很大的社會問題，2018年更是大量“爆雷”；網絡眾籌則發展成為“熟人眾籌或圈子眾籌”，實際上退化成最原始的“湊份子”，不符合現代金融發展要求，難以維持生命力。這其中的教訓值得認真總結。
在互聯網金融暴露問題並受到嚴厲監管和清理之後，“金融科技”的概念快速升溫，區塊鏈、數字幣更是形成巨大社會影響，中國一度在數字幣挖礦機（專門的電腦）的生產和供應、挖礦機的投資與礦池運行（挖礦）、數字幣的交易和ICO、區塊鏈自媒體、區塊鏈創業和資本投資等方面世界領先，創造了很多一夜暴富的神話，但也帶來嚴重的金融欺詐和社會風險。2017年9月4日，中央銀行等幾部委聯合發布通知，在全世界率先叫停ICO，隨之叫停數字幣與法定貨幣的公開交易和匯劃。這也遇到很大的社會阻力甚至被指責與謾罵，不少人認為這將把區塊鏈企業趕出境外，把中國在區塊鏈的領先優勢拱手讓出，將成為歷史的罪人。
在國際上，區塊鏈、數字幣的發展也充滿爭議，一些著名金融專家和學者觀念針鋒相對，甚至不少國家中央銀行也聲明要推出央行數字貨幣或法定數字貨幣，但對央行或法定數字貨幣到底是指現有法定貨幣的數字化、智能化，還是像比特幣、以太幣等網絡加密數字幣一樣全新貨幣體系的貨幣，一直沒有明確，結果給新興的網絡加密數字幣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很多人堅定地認為，正是網絡加密數字幣給法定貨幣帶來巨大衝擊和壓力，中央銀行才急於推出自己主導的數字貨幣，因此，網絡加密數字幣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價值潛力。
現在，區塊鏈、數字幣的發展，似乎已經使什麽是貨幣，貨幣金融的本質和發展的邏輯等都已經模糊不清了。
實際上，比特幣等網絡內生的加密數字幣，只能是網絡世界上各個網絡社區或商圈的專用幣，難以顛覆和取代現實世界的法定貨幣。
貨幣在人類社會的運行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從最原始的實物貨幣，發展到各個國家規製化的金屬貨幣，再到金屬本位製下的紙幣和輔幣，再到去金屬本位製的信用貨幣，不斷在演化，一直在朝著去實物化、數字化的方向邁進，其原理和邏輯是什麽？
其實，在貨幣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紙幣出現之後，人們發現，貨幣的功能越來越多，重要性越來越大，但其最基礎、最根本的職能是價值尺度，是為價值交換服務的。而要發揮好貨幣的價值尺度功能，就必須保持貨幣幣值的基本穩定，否則，如果價值尺度劇烈變動，價值交換就會陷入混亂。而要保持貨幣幣值的基本穩定，理論上就必須使一國的貨幣總量，要與該國主權範圍內、可以用法律保護的、需要貨幣化（可交易）的社會財富的總規模相對應。由於社會財富的內容和種類非常複雜，難以具體控制各自的價格變化，於是，人們選擇關係國計民生比較重要的商品的價格，賦予其價格系數，形成“社會消費物價總指數”（CPI），只要CPI的波動幅度（通貨膨脹率）在預期目標內（可控範圍內），就認為貨幣幣值是基本穩定的。
按照這一原理，貨幣就需要從社會財富中脫離出來，成為社會財富的價值表征物或對應物；原來作為貨幣的貴金屬，則必須從貨幣舞台退出，回歸其社會財富屬性，否則，就難以保持貨幣總量與社會財富的完全對應。
貴金屬作為貨幣，其供應量必然受製於金屬本身的儲量和開採加工能力的束縛，難以與社會財富規模的變動保持基本一致，很容易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難以保持貨幣幣值的基本穩定，因此，其自身的天然屬性決定其必然要退出貨幣舞台。
貨幣脫離金屬本位製，成為純粹的信用貨幣，是以國家主權範圍內、法律可以保護的社會財富作為支撐，並受法律保護實現流通的，因此，貨幣就必然上升為國家“主權貨幣”或“法定貨幣”。同時，貨幣的總量不再受製於某類社會財富的供應，而是以通貨膨脹率作為中介目標，以保持幣值基本穩定為核心，可以靈活地加以調控。由此，也使貨幣政策成為與財政政策一樣的國家巨集觀調控政策工具之一，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巨集觀調控作用。
需要強調的是，貨幣政策追求的是幣值基本穩定，而不是絕對穩定，不僅是因為國家越大，物價總指數的絕對穩定越難做到，還因為人們越來越清晰地發現，保持一定的貨幣貶值壓力，有利於促進人們減少儲蓄（資源閑置），擴大投資和消費，從而有利於刺激經濟發展，因此，世界各國幾乎沒有追求通貨膨脹率為零的，基本上都是在1%以上，主體保持在1-3%的區間，通過貨幣幣值變化實現最廣泛、一般人意識不到或容易接受的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當然，貨幣政策上也必須嚴防出現貨幣貶值失控，一旦出現劇烈通貨膨脹並使很多人難以維持生存，就可能引發暴亂或革命，造成社會動蕩、政府更替和經濟衰退。
正是基於維持貨幣幣值基本穩定的根本要求，在國家作為世界基本組成部分難以消除的情況下，試圖消除“主權貨幣”或“法定貨幣”，推動“貨幣的非國家化”，打破貨幣的政府壟斷和控制，是不符合貨幣發展邏輯的，因而即使諾獎獲得者哈耶克先生晚年強力推動，貨幣的非國家化也難以落地。相應的，在現有世界格局下，要打造超國家主權的“世界貨幣”，也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最強大國家帶頭支持。
需要看到的是，在現有法定貨幣體系下，並不代表沒有一定範圍內使用的具有特殊權益的“社區幣或商圈幣”，比如部門食堂的飯菜票/卡，商場裡的購物券/卡，電商平台的積分、通證（Token）等等。但是，作為商圈幣，就必須控制在商圈內流通或使用，而不能隨意流出商圈自由流通和使用，否則就會影響法定貨幣的管理，必須得到有效的金融監管。
同樣道理，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必然出現不同於現實世界的網絡社區或商圈組織，其形成和使用專有的網絡社區幣或商圈幣，也同樣是可以的，但也同樣必須得到嚴格監管，包括其形成和使用的規則必須公開透明，並能夠得到嚴格落實，保護投資人的利益；其與法定貨幣的兌換，相關的網絡交易平台必須滿足法定貨幣的監管要求，包括法定貨幣錢包實名製，以法定貨幣兌入和兌回必須是原名、原戶、原幣進出，滿足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等方面的要求等，否則，應受到嚴厲懲治。
進一步，即使與法定貨幣等值掛鉤的網絡“穩定幣”也只能是商圈幣，而不可能是法定數字貨幣；央行更不能模仿比特幣、以太幣等模式形成“法定數字貨幣”，法定數字貨幣只能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化、智能化！
網絡加密數字幣，作為網絡商圈幣，屬於網絡虛擬資產，可以進行買賣，甚至推出相關的期貨及衍生品等，但必須滿足相關監管要求，接受相關部門的監管。以網絡數字幣為對象進行公募或私募（如ICO、STO等），同樣必須滿足相關金融監管的要求，嚴厲打擊操縱市場交易和從事金融欺詐。
這樣，網絡商圈幣的價值就取決於其應用場景的廣度和深度，沒有應用場景的網絡商圈幣，是沒有生命力和實際價值的！
作為網絡遊戲或完全封閉的網絡社區，可以有自己專用的用戶身份和專用貨幣，但如果其與現實世界聯通，如實現網絡商圈幣與法定貨幣的兌換，就會對現實世界產生影響，所以，其與法定貨幣的兌換環節應該成為金融監管最重要的環節。一味地設想通過網絡加密數字幣逃避實現世界的法律和監管，是不現實的。
因此，必須在理清貨幣金融的本質和發展邏輯，遵循現實規則的情況下，積極推動金融科技的發展，實現趨利避害，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否則，一味地追求顛覆、逃避金融監管，就會引發嚴重的負面效應，結果可能非常可怕。
適應金融科技快速發展的趨勢，央行和金融監管也必須跟上，加快法定貨幣數字化的步伐，提高貨幣供應和運行的效率、降低相關成本，嚴密貨幣監控。相應的，要切實推進清算體系和監管體系、監管方式的改革，促進金融科技健康發展。
（作者為中國銀行原副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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