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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新科幻的四個紀元

《小靈通漫遊未來》封面。

科幻作家鄭文光與葉永烈(右)。

根據劉慈欣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流浪地球》(2019)劇照。

《科學文藝》與《科幻世界》封面。

《三體》

作者:劉慈欣

版本:重慶出版社 2016年7月

《紅色海洋》

作者:韓松

版本:漢唐陽光|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8年10月

飛船正繞著一個看不見的東西瘋狂旋轉。

黑洞,那裡連光都無法逃脫。遠方一顆藍巨星的表面物質向黑洞傾瀉,形成熾熱的等離子流漩渦。飛船在漩渦裡越陷越深,越轉越快。就在即將墜入深淵的一刻,飛船突然加速,筆直地衝出漩渦,就像被雨傘甩出的水滴!

這是諾蘭的電影《星際穿越》嗎?不,這出自中國天文學家鄭文光先生寫於1978年的科幻小說《飛向人馬座》。

三名中國少年參觀的飛船,因北方敵國破壞,提前起飛,衝出太陽系向銀河之心飛去。少年們運用天文知識,最終利用黑洞的引力彈弓加速,重回祖國懷抱。這部滿載科學知識的“硬科幻”,為中國文學開辟出了時空,如奇點爆炸。

這一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知識分子被認可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學家們卸下枷鎖,成為“進軍現代化”的主力。科幻作家們也相繼發表雪藏多年的書稿,追回荒廢的時光。葉永烈的少兒科普讀物《小靈通漫遊未來》首印160萬冊,高度自動化的“未來市”婦孺皆知;童恩正的驚險派科幻《珊瑚島上的死光》完成,即將改編為家喻戶曉的電影。新中國科幻的第二次熱潮來臨了。

誰也沒想到,僅僅五年後,在“科學的春天”裡,科幻卻遭遇“倒春寒”。此後十年,中國科幻的飛船再也沒有飛越火星軌道。

坍縮紀元

逃出科學伊甸園

在經由科技現代化“重返伊甸園”的美麗願景下,科學家們登上神壇,指點江山。科幻作家由科研工作者兼職,負責普及科學知識。作家本人歸科研部門領導,各地科普創作協會附屬於科技協會(而非作家協會),科幻刊物由各地科協和科技出版社創辦。科幻作家只能做科學神殿裡的卑微婢女。她們傳遞(源於蘇聯的)“科學文藝”火把,專職向人們解釋科學“神諭”的含義。

此時的科幻還只能是科普,甚至是少兒科普。科學家是這時科幻作品裡絕對的主角。他們都飽含人定勝天的科技樂觀主義,為造福全人類而殫精竭慮,一邊謀劃上天入地,一邊向少男少女娓娓道來:你們遇到的神秘現象,只是這偉大工程的表象,未來就看你們的了。腦洞不求驚奇,在於切實可行;情節不求跌宕,務必寓教於樂;想象若脫離現實和理論,立即會被科學界斥為偽科學;講解不夠通俗,馬上有文學界批為沒價值。

改變科幻的工具屬性,掙脫科學樂觀主義/唯科學主義的桎梏,是這一紀元裡科幻作家的使命。而他們每一步都踟躕猶疑。

儘管信息閉塞,當時中國科幻空前絕後、獨具一格:孤帆橫渡大西洋,只為驗證印第安人曾抵達歐洲的設想(《美洲來的哥倫布》);從南極拖運冰山,用以緩解非洲乾旱(《壯舉》),或者製冷來消滅台風(《XT方案》);是煙囪廢氣像吐煙圈一般升到高空,避免空氣汙染(《吐煙圈的女人》);用腐蝕性麻風病細胞和腫瘤細胞進行整容(《甜甜的睡蓮》);用生物電操控球拍,讓癱瘓隊員贏得乒乓球大賽(《悲劇之花》)……

當威爾斯、阿瑟·克拉克、阿西莫夫作品翻譯出版,星際航行、無性繁殖、仿生機器人等概念為科幻作家熟知。而主流媒體痛批全球熱映的《星際大戰》毫無科學依據,充滿封建思想。中國科幻作家既不能表現歐美國家的科技優勢,也不能突出科技革命對倫理和社會秩序的衝擊,科學家只能“迷誤”和困惑。尖端科技成果和創意儘管是舶來品,但科幻作家堅持重新處理這些科幻元素——取其設定,“去其糟粕”,反其道而用之。

鄭文光的《太平洋人》想象中國宇航員在彗星上發現來自地球的穴居人,命名其為“太平洋人”,並自豪宣稱西方的“大西洋人”純屬傳說,而“太平洋人”貨真價實;葉永烈的《自食其果》為美國科幻《In His Image - The Cloning of a Man》的續寫,讓克隆人繼承自私的基因,殺死富豪“父親”,奪其遺產;王桂海《無根果》講述仿生人雙胞胎因分別被正邪雙方培養而人生殊途,表達人的價值“在於給世界留下什麽”,而不在於其“出身”和家庭成分。宋宜昌的《禍匣打開之後》首次展現人類與南極甦醒的外星人的全景式戰爭,有威爾斯《世界之戰》與《星際大戰》的格局,但戰爭不是先進國家主導,而是亞非拉美各國英雄們前仆後繼,甚至得到正義的星際英雄的馳援。

阿西莫夫“機器人三定律”也引發熱議,其中最有趣的是魏雅華的《溫柔之鄉的夢》。他設想計劃生育時代,無生育權的男性可以挑選一位機器人妻子,她們窈窕溫柔,百依百順。小說被批為“曲解三定律”、色情低俗。可能因為主人公命令妻子飯後舔盤子,以及忽閃著幽怨的大眼睛學貓叫。

1980年,當科普界爭論科幻“姓科姓文”之際,科學家鄭文光立場鮮明地提出,科幻文學是文學,能用超前的角度折射現實,也應去反映“醫治舊創傷、建設新生活的鬥爭”。他再開天地,嘗試社會派科幻,葉永烈、童恩正、金濤等也紛紛加入。科幻轉向關注知識分子命運和科研背後的犧牲。

外星文明,再次成為中國科幻的烏托邦。他們相信那裡平靜祥和,發達的文明必然高度善良,全宇宙有普遍的道德標準,而外星人處處留給人類啟示。在鄭文光享譽世界的《地球的鏡像》中,中國終於登上文明外星球,而外星人避而不見,放映給他們中國歷史上戰禍、屠殺的全息錄像。當宇航員看到哥哥死於“武鬥”的一幕,癱倒在地……

然而,科幻作家越是想擺脫工具屬性和科學樂觀主義,與科學科普界的論戰就越激烈,終於演變為“姓社姓資”的大批判。“清理精神汙染”運動瞄準科幻,科學高塔發射出的“死光”,指向每個懷疑和意圖逃離科學“樂園”的人。首當其衝的鄭文光因激動而突發中風,葉永烈就此擱筆,蕭建亨、童恩正星散海外。全國百餘家科幻報刊停刊,宇宙坍縮了。僅成都《科學文藝》獲準自負盈虧,離開體制,逃出母宇宙。

多年後,葉永烈仍心有余悸:想用個巨大玻璃碗罩住上海,讓冬夜不再寒冷。可這玻璃原料何來?為何超出國家產能?夏天怎麽掀開?“別,別這麽幻想了……”(《五更寒夢》)

新星紀元

賽博人類的崛起

上世紀80年代末的一個夏夜,出差北京的青年劉慈欣被一個噩夢驚醒:無盡的雪原上刮著狂風。天上的不知是太陽還是星星,發出刺目的藍光。一支由孩子組成的方陣,端著有寒光四射刺刀的步槍,唱著不知名的歌整齊行進著……

這噩夢催生了長篇科幻《超新星紀元》——所有成年人因為“死星”爆發而不久於人世,留給茫然無助的孩子們一個空蕩蕩的世界。

新老世代交替和衝突是90年代初的主題,也是當時中國科幻的寫照。長生的老者哀歎世風日下,迷茫的青年駕駛“鋼鐵飛蝗”橫衝直撞,明星偶像被選來領導社會,往日幽靈在數字網絡裡徘徊(劉慈欣,《中國2185》);“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對於年輕一代,父輩為之奮鬥終生的宏大理想變得永不可解,一如遍布宇宙、堅不可摧的巨大墓碑,也可以一瞬間消失無蹤(韓松,《宇宙墓碑》)。

離開體制的《科學文藝》已更名《科幻世界》,在大眾讀者支持下發展壯大,每年舉辦銀河獎征文,成為新科幻作家的搖籃。

中國科幻再起的標誌,也是一個多重意義上的“父子交接”的故事。工程師王晉康給10歲兒子講故事,講的是,老一輩自然人如何放棄執著,將世界交給腦後植入芯片的“新智人”。從此人的地位由其植入智能決定,就連激情都經過精密計算。“就像我們的祖先從樹上下來之後就失去了尾巴……我們將沿著造物主劃定之路,不可逆轉地前進,不管是走向天堂還是地獄。”(王晉康,《亞當回歸》)

在新星紀元,科技(現代化)不再是福音,它衝擊和顛覆既有倫理和社會秩序,乃是一種必然。其間的失控狀態和個體抉擇,是最迷人的科幻主題。科學家角色不但不再是先知,而且屢屢淪為妄圖用黑科技統治世界的大反派。而主人公常是身負異稟、誤闖科學疆域的平民英雄。

科幻作家也不再是科學家,而是科幻迷。他們多是工程師和理工科學生,他們習慣用鍵盤寫作,是中國第一代網民,年紀輕輕就經歷了由農業社會到信息社會的巨變。但是即便在北京,具備這些素養的科幻迷仍寥若晨星。他們曾在手抄本和自辦刊物上互傳信號,也曾千里赴會,抱團取暖,一整天隻聊科幻。

互聯網,這源於美軍的技術甫一接入中國高校,年輕人們便自我賽博格化,準備在知識經濟中佔據主動。星河的《決鬥在網絡》(1996)第一次呈現著賽博格化生活,年輕人網上逛街,網上戀愛,網上化作病毒代碼跟情敵決鬥,將意識一分為三捉對廝殺。

在外國作品和好萊塢大片的啟發下,中國科幻開辟了新疆域——時間旅行、平行宇宙和賽博空間。穩定時空破碎,過去與未來、虛幻與真實開始交織。在故事裡,你儘管穿越六層疊加的世界,去追蹤邪惡科學家(何夕,《六道眾生》),也可能悲慘地重複過同一天,既死且活著(柳文揚,《一日囚》);你可以開車兜著風,便無意間卷入部落民摧毀網絡帝國的計劃(宋宜昌、劉繼安,《網絡帝國》)……這些作品誕生時,還沒上映《蝴蝶效應》《黑客帝國》和《盜夢空間》。新星紀元科幻寫遍了所有對信息社會的希望和恐懼,20年後作品也仍無法超越。

但沉溺網絡也會造成“癡呆症”,在老人看來似被“電老虎”操控了心智。也許,父與子、自然人與賽博人終將和解,一同對付肆虐的網絡病毒。怎麽對付?兩代科幻作家宋宜昌和劉慈欣給出的方案非常一致——弄斷網線。

狂飆紀元

長征星海與冷酷平衡

世貿中心雙子塔燒成兩團火球,轟然倒塌,全美國陷入分裂……這是韓松寫於1999年的《2066之西行漫記》的開場一幕。人們說他預言了9·11,而他隻說靈感源自在美國感受到的族群對立氛圍。媒體說這是“中國世紀來了”。而韓松要問的是,如果美國崩潰、中國崛起,世界到底會好成什麽樣?

劉慈欣正屢屢暴露他的軍迷特質,他已經讓“中美交戰”三次了。一次他把世界交給孩子,結果中美孩子在南極演習中動了核彈!(《超新星紀元》)一次明明是講宏觀的量子疊加態,卻發展為中國研發出降服美國的大殺器。(《球狀閃電》)還有一次,主人公開著空間站撞進太陽,只為給我軍創造三天的電磁靜默。(《全頻帶阻塞干擾》)更不用提,他那些將第三世界國家用非常規戰術抗擊霸權主義的作品了。(《混沌蝴蝶》《魔鬼積木》《光榮與夢想》)

大國崛起是時代命題。而劉慈欣熱衷的宏偉工程,最能表達崛起的偉大與艱辛。氣化煤裝置燃燒的烈火(《地火》)、貫穿地核的“地球大炮”、讓農村娃飛向太空的“中國太陽”、能模擬全宇宙的超級計算機(《鏡子》),以及高聳入雲、以藍色噴焰給人類希望的行星發動機(《流浪地球》)……大劉的重工業美學,其實填補了百年來缺失的、能象徵中國的現代化意象。

但大劉是孤獨的。科幻界眾所周知,一項技術普及之時,便是它退出科幻之時。因為人們不再新奇,也不再恐懼。新世紀初,太空探索、數字網絡題材的科幻逐漸稀少。與科幻相比,奇幻題材更受追捧:要上天,何不騎上掃把或獅鷲;外星人,哪有精怪妖狐迷人;回到過去,不如直接穿越吧。感覺科學原理束縛了情節,又厭倦“軟硬科幻之爭”的作家,相繼轉寫奇幻。中國科幻面臨衰落的危機。

這時,《三體》開始連載。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了。

《三體》三部曲的真正主角不是手握生殺大權的科學家精英們,而是整個人類種群,或整個“零道德宇宙”。這是關於人類社會秩序和道德在末日前如何演化的思維實驗,也是對一個遍布文明的宇宙模型的演算——那是他曾在電腦上推演過的模型。大劉的結論是,道德應隨物質條件而演化,“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而個體為種群/文明而犧牲卻是道德的。渺小的地球文明為堅守人之為人的底線,直到最後一刻,或許三部曲中最動人的篇章。

《三體》故事是完全中國化的,是現代中國的預言,也是背負“啟蒙”使命的科幻小說的終章。科技落後的人類,便是現代中國的對應物。意識到“適者生存”的人類,必須以巨大的人道代價,方能勉強救亡圖存。但當艱苦奮鬥的人類終於飛向宇宙時,面對的卻是仍個擁擠不堪、弱肉強食的“黑暗森林”,必須犧牲道德,即“人類性”。於是,劉慈欣的地緣政治思考再次派上用場,把宇宙類比為冷戰世界。地球文明只有用類似“核捆綁”的威懾戰略,實現脆弱的平衡。

廢土紀元

垃圾人會夢見紅海洋?

站在“現實版《三體》紅岸基地”——FAST望遠鏡下,比星空更震撼的是,那裡曾是貧困村。

尋找宇宙射線的灰色鋁鈦板,懸於木瓦房和莊稼田上空,張力十足,這就像中國各地的景象一樣。貴州農民在工廠流水線製作出口紐約的玩具,高速列車在霧霾中穿梭,光潔的“巨蛋”建在六百年的紫宮殿旁,佝僂的上班族用手機收看冰下捕魚的直播……這是正在飛速變幻的中國,傳統與科技感層層疊加後的詭異光景,有人稱之為“中托邦”(Sino-topia)。

怪誕感在韓松的《地鐵》《高鐵》等書中演化為驚悚。列車明明撞毀成了一片廢墟,卻依然在行駛!生還的乘客永遠找不到列車長,也到不了車頭;長期封閉行駛首先改變性觀念,然後人長出了尾巴、鱗片或鰓,最後連時空規律也改變了。主人公發現,高鐵已自成一個宇宙。以“鬼魅現實”呈現片面發展中人的異化,是韓松不變的主題。他說“把現實寫下來就是科幻”,為此他接連寫過“宇宙就是一塊再生磚”、“宇宙就是一台安檢儀”、“宇宙就是一所醫院”。而如今他感慨“科幻寫不過現實”。

在新的科幻紀元,“造福全人類”的科技不會有了,也許從未有過。在新技術試驗期,廣大平民可能默默成為試驗品,其中間或誕生一兩個超級英雄;而在技術成熟期,投資開發技術的精英階層自然先享其成,用以加固他們的精英地位。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基因修飾、腦機接口,難保不是這種技術。

郝景芳在科幻作品中傳達對階層固化擔憂,贏得世界科幻迷的關注。韓松的小品文《十環,或二零三八年,北京四十二分鐘》,則點出未來操控人們生活的商業寡頭,正是今天風頭正盛的科創企業:某電商包攬物質交換,某網遊公司控制青少年,手機廠商出品性機器人,隱私數據完全共享……這哪裡是未來北京城,儼然是當下都市人的焦慮分布地圖。

陳楸帆取材自家鄉的《荒潮》,則揭示這些科創企業的產業鏈,早已造成“人類”的非人化:在電子垃圾島密密麻麻的工棚,成百上千外地勞工徒手拆解電子廢料,任憑重金屬酸霧、燒焦電路板的黑煙,被海風拌勻後,沾染全身,鑽入鼻孔。他們犧牲健康和生命,賺取果腹之物,建築起新富們的奢靡繁華,卻被棄之為“垃圾人”。然而,他們拒絕跨國公司的環保項目,怕機器搶走自己的飯碗!

今日中國科幻已涵蓋從黃金時代、新浪潮、賽博朋克、科幻現實主義到驚奇冒險、架空歷史、日系清新等世界科幻所有風格,鮮有人提起“姓科姓文之爭”“硬軟科幻之別”,更遑論百年前的啟蒙重任。

最近四十年裡,中國科幻的素材庫從幾條公理、幾本譯著,擴展到影視音遊全媒體,中國的科技同步於世界前沿,科技革命的新技術不斷嵌入現實,科幻作家的想象力卻未見得拓展。

世界科幻一直是中國科幻大樹的源頭活水。八十年代第二次科幻熱潮的中興代作家們,極力揚棄世界科幻設定,使其為中國化的主題服務;九十年代至今的第三次熱潮中,模仿和借鑒外國科幻風格和主題,頻繁拚貼、致敬國外經典橋段,乃至局部設定和情節的照搬,都屢見不鮮。劉慈欣也常說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對克拉克的拙劣模仿”。但新生代作家中,王晉康的黃土地情結、何夕的古典浪漫筆調、劉慈欣的蘇式重工業記憶、韓松的漢字意象迷宮,都令科幻想象依托於民族性。而在全球化時代,文學的民族性本就變得可疑。更新代作家筆下,中國與世界並無區別,世界科幻的任何風格都是可以輕鬆模仿的。

與劉慈欣追求科幻作為“思維實驗”不同,一批新作家稱自己的流派為“科幻現實主義”,反映現實,介入現實。令人擔憂的是,這類創作容易落入陷阱,拋棄科學想象,僅僅是把日常事務換些誇張的名詞,達到新奇感。更何況,大家都記得,八十年代轉向反映現實的鄭文光、葉永烈,曾遇到了怎樣的危險。

放眼世界,科幻文學早已陷入停滯和衰落。科幻向來繁榮於發展日新月異的大國。如果要問“中國經驗”能否給世界帶來希望,那麽首先該問的是,中國人對未來的想象力——中國科幻,能否開辟一個新的想象世界。

也許有朝一日,對技術的想象成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思維習慣。那時科幻壽終正寢,它的啟蒙使命終於完成,而想象的樂趣永存。

□邱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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