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寫人生：民國教會女大學生成長史

撰文：王奇生

《東方歷史評論》

近代中國教會女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世紀中葉至19世紀末，是教會女學步履蹣跚的初創時期，數量少、程度低是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徵；第二階段從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期，是教會女學狂歌猛進的發展時期，數量增多，規模擴大，辦學重心由初等教育轉向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教會學校不僅開創了中國的女子高等教育，而且當中國人自辦女學興起和發展使得教會女子初等和中等教育變得無足輕重之後，教會女子高等教育依然保持著領先地位和第一流的水準，為中國第一代知識女性的成長提供了一塊重要的人才培養基地。三四十年代，教會大學培養了佔全中國女大學生總數的30%左右的學生。

以往研究教會女學史的學者大多將重點放在第一階段的女子初等教育上，對第二階段教會女學的發展，尤其是對這一時期的女子高等教育涉論不多。而教會女子高等教育作為教會女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其中最具特色和影響最著的一環。本文試圖對近代中國的教會女子高等教育的發展演變及其在中國第一代知識女性的成長過程中所充當的母體角色作一概述。

1

20世紀上半期的教會高等女學以“五四”為界，呈現出前後不同的格局。在“五四”以前，普通的教會大學隻招收男生，女子大學單獨設定。“五四”以後，隻招收男生的教會大學先後對女子開放，而原有的女子大學則繼續保持其單性大學的性質。因此，“五四”以後的教會大學實際上是一種混合雙軌制。

1905年5月，中國基督教教育會在上海召開會議。會議決定要在中國建立4所女子大學：華北、華中、華西、華南各1所。但直至“五四”以前，教會女子大學總共隻建成3所，即1905年創辦的華北協和女子大學，1907年創辦的華南女子大學和1915年創辦的金陵女子大學。華西女子大學始終未能建成。1920年，華北協和女子大學並入燕京大學。此後，基督教女子大學只剩下兩所。1937年又有一所教會女子大學創辦於上海，即震旦女子文理學院。該院為美國天主教會主辦，其組織仿效金陵女子大學。但因創立較晚，而且十分保守，畢業學生多數沒有從事社會工作，在近代中國影響甚微。

同早期教會大學男校一樣，早期教會女子大學的規模都很小。圖書館和實驗設備簡陋不堪，教師人數和所開課程十分有限。雖然如此，早期教會女子大學的創辦者們卻自許甚高。華南女大自稱是“迄今在上海以南，為婦女設計的唯一大學”。華北協和女大校長麥美德則更驕傲地說：“南至長江，北至北極，東至太平洋，西至堪司炭廳，以偌大地點，僅此女子大學一處，其責任亦雲重矣”。當時，國人尚未設立女子大學，教會首開先河，自然有獨佔鼇頭之感。

麥美德

早期教會女大學生有這樣幾個特點：

(1)入學人數少，畢業率低。早期教會女大普遍感到生源有限，招生困難，而且只有部分人能自始至終堅持學完4年課程，學生中途輟學的比例甚高。如金女大第1期招收新生11人，讀完大學一年級的只有9人，讀完大學四年級的只有5人；第2期招收新生近20人，畢業時只剩8人，畢業率為40%—45%。華北協和女大自1905年創辦至1920年並入燕京大學，前後畢業學生共計72人，共中本科31人，專科41人。

(2)學生年齡偏大，起點較高。當時，教會女大要求新生必須具有高級中學畢業程度。在那時，中國女子教育興起不久，女子入學晚，待到高級中學畢業時，不僅年齡偏大，而且相當成熟了。不少學生在上大學前曾任過教師甚至校長。如金女大首期學生11人中有10人曾教過書。由於年齡大，自律性強，認識到自己是中國第一代女大學生，所以都認真讀書，渴望求得學問。

(3)畢業後深造率高。如華南女大首屆5名畢業生中，有4名留學美國和加拿大。金陵女大前4屆畢業生33人中，赴美深造獲得碩士博士學位者有20人。她們大都事業有成。她們的成就及其所擔當的角色，為初期教會女子大學贏得了較佳的聲譽。

對教會高等女子教育來說，“五四”前後的變革具有重要的劃時代意義。其中一個最重大的變革是教會大學男校相繼對女子開設。通常認為，中國大學開女禁，肇始於1919年國立北京大學。實際上，在北大之前，廣州嶺南大學曾一度招收過女生，招收對象多為本校教員的女兒。1920年，嶺南大學正式準許女子入校學習。是年，該校共有女生28人，而北大隻招收了9人。翌年，嶺南第一個女畢業生獲得文學學士學位，成為中國男女同校後畢業的第一名女大學生。可以說，在中國大學開女禁史上，教會大學嶺南與國立大學北大共同扮演了開路先鋒的角色。

繼嶺南之後，其他教會大學也先後向女子開放了。到1929年，全國34所大學中，兼收女生的有29校。13所基督教大學中，只有聖約翰大學開放女禁較晚。1936年，上海聖馬利亞女中12名畢業生因政府規定已立案的大學不得招收未立案中學畢業生而升學無門，遂向屬同一差會的聖約翰大學提出申請。該校無奈，才被迫開放女禁。在教會大學中，兩所天主教大學開放女禁最晚。輔仁大學和震旦大學直到1938年前後才開始招收女生。

多數教會大學男校向女子開放後，教會女子高等教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入教會大學的女生人數成倍地增長。1920年，教會大學在校女生總計117人，1925年增加到530人，1931年複增至825人，1934年進一步上升為1236人。14年間，教會大學女生人數增長了10倍以上。在“五四”以前，教會女子高等教育由3所女子專門大學獨力承擔，“五四”以後，發展為全體教會大學共同肩負。1920年，金女大和華南女大兩校學生人數約佔教會大學女生總數的60%，到1934年，這一比例下降到23.4%，其余76.6%分別由燕京、嶺南、金陵、齊魯、滬江、東吳、華中、華西等大學培養。在這些教會大學中，以燕京招收的女生人數最多，其次為滬江、齊魯、嶺南，金陵、華中、之江、福建協和等校較少。

燕京在“五四”以後的教會女子高等教育界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24年，燕大在校女生113人，佔全校學生總數的25.8%；到1935年增至274人，佔全校學生總數的31%。在20年代，金女大人數在教會大學女生人數中一直獨佔鼇頭。從30年代起，燕大女生人數躍居金女大之上。1922—1936年間，燕京共畢業女生393人，與同期金女大畢業生403人不相上下。

燕京大學女生

抗戰時期，教會大學輾轉內遷，圖書和教學設備損失慘重，辦學條件十分艱苦。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教會大學女生人數在戰時不但沒有減少，相反得到了較快發展。如聖約翰大學在1936年剛開女禁時，只有7名女生，到1941年竟增至400名女生，佔全校學生總數的1/3。戰爭將傳統的陳規陋習一掃而光，為女子教育的發展掃清了路線，而且這種趨勢在戰後也不可逆轉。據1947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部分教會大學女生人數，其中輔仁大學929人（佔全校學生總數的38.9%），滬江大學471人(44.3%)，震旦大學520人(41.9%)，華西協和大學688(38.5%)。各校女生所佔比例之高，已接近有的甚至超過同期美國大學女生的比例。

2

“五四”以後，金女大和華南女大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教師和學生人數逐年增加，系科和課程設定日趨完善。兩校均募得大筆款項，營建了各具特色的新校舍。當時教會大學大部分在國外注冊，金女大與華南女大亦分別於1919年、1922年向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申請注冊，均被該校核準立案。自此，兩校畢業生可以不經考試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留學深造。1927年以後，中國政府提出收回教育權的要求，規定外國教會在中國辦的大學要建立以中國人為多數的校董會，並由中國人擔任校長。兩校均順應時勢，改選中國人當校長。金女大校長吳貽芳，華南女大校長王世靜，兩人均曾留學美國紐約密執安大學，吳貽芳獲博士學位，王世靜獲碩士學位。吳執掌金女大23年，王執掌華南女大近20年，是近代中國大學中任職時間最長的兩位女校長。兩人為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930年12月，金女大由南京政府教育部核準立案。6年後，華南女大亦核準立案。依照當時南京政府教育部製訂的大學組織法，大專院校必須有三個學院才可稱為“大學”，金女大和華南女大均只有文、理兩個學院，乃分別改名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和“華南女子文理學院”。不過習慣叫法仍稱之為“金女大”和“華南女大”。

學校名稱由“大學”易為“學院”，名義上降了一級，但實際上，無論是教師和學生人數、系科及課程設定，還是圖書實驗設備和校產規模，兩校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其中金女大發展較為顯著：1924年在校學生135人，1926年165人，1934年238人，1936年259人，1937年350人。抗戰初期，因受戰爭衝擊，學校西遷，入學人數一度減少，但至抗戰中期逐漸恢復，1944年在校學生為320人，1945年為348人，1947年達440餘人，1948年超過480人。金女大剛開辦時，只有教職員6人，1927年增至46人，1945年增至86人。圖書及教學設備也添置較快，到抗戰前夕，金女大中外文圖書已達10萬冊，教學儀器設備可供400名學生實習之用，另有鋼琴20余架。校產總值在150萬元以上。

抗戰期間，金女大輾轉上海、武昌，最後集中遷至成都，借地自建校舍辦學。華南女大則遷往閩西北山城南平。

抗戰勝利後，兩校相繼遷回原址複課。1951年，金女大與金陵大學合並，華南女大與福建協和大學合並。至此，結束了兩所教會女子大學的歷史。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在金女大和華南女大基礎上分別改建成“南京師范學院”和“福建師范學院”。

金女大

從比較中審視兩所女子教會大學的辦學特色，不難發現兩校的相通和相異之處。

華南女大的創辦比金女大早8年。前者由美國美以美會獨家資助；後者由美國美以美會、監理會、浸禮會、基督會和北長老會等5個差會聯合資助。對早期中國教會大學來說，各差會的資助是學校得以生存和發展的主要經濟來源。在這方面，華南女大一開始便比金女大稍遜一籌。此後，金女大在經費籌措方面始終走在華南女大的前面。金女大創辦雖較華南女大為晚，但因經費比較充足，很快後來居上。1919年，金女大首屆畢業生5人獲得學士學位，而華南女大直到1921年才首次有3名學生修完大學本科課程畢業。其後，金女大人數逐年遞增，聲譽日隆；相比之下，華南女大顯得捉襟見肘，步履蹣跚。據1934年統計，華南女大的系科設定和圖書藏量不及金女大的一半，在校生和畢業生人數僅及金女大的1/3。

華南女大發展緩慢，生源不足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該校地處福州，主要面向福建招生，生源有限。相比之下，金女大地處首都南京，學生以江浙地區為主，面向全國招生，生源充足。金女大建校20周年時統計，其學生來自全國17個省和南洋地區的80所中學。作為教會大學，金女大和華南女大都收費很高，非社會中上層家庭無力負擔，而華南女大所處的福建不如金女大所處的江浙一帶富庶。此外，華南女大嚴格要求學生須出身於教會女子中學，並且宗教信仰甚篤，而當時福建一省教會辦的女子中學畢竟有限，要從中挑選出合乎要求的高材生更非易事。在這方面，華南女大為了保持其教會學校本色，秉持著寧缺毋濫的原則。

由於華南女大發展慢、規模小，學生來源和畢業生的去向主要面向福建一隅，帶有強烈的地域色彩，其影響也始終未能超過“華南”，走向全國。相對而言，金女大無論是學生來源、畢業生的成就，還是社會知名度，在當時中國均具有比較廣泛的影響。

作為教會大學，具有宗教色彩自然是兩所學校的共同特徵。但金女大向國民政府立案注冊以後，宗教色彩逐漸淡薄，世俗化特徵日趨明顯。從30年代初開始，金女大將宗教課改為選修，一切宗教性質的活動改為自由參加。金女大宗教系從設立到取消，只存在了3年（1926—1929年），前後主修宗教教育的畢業生只有1人。信教的教師對不信教的學生從不施加壓力。金女大學生在前期以來自信教家庭和教會女中為主，到後期，特別是戰時西遷成都後，來自信教家庭和教會女中的比例明顯下降。金女大學生畢業後，獻身宗教事業的也很少。據1947年統計，在金女大已畢業的1至29屆703人中，只有11人從事宗教工作，僅佔1.5%。

華南女大則不同。在13所基督教大學中，華南女大以始終保持濃厚的宗教色彩而著稱。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裡，該校所有的教育教學活動一直緊緊地圍繞著傳播基督精神，培養高級女教牧人員和虔誠的女教徒這一中心目標來進行。即使在30年代教會大學世俗化的浪潮衝擊下，其辦學宗旨依然一如既往。在該校的課程和課外活動中，宗教灌輸和宗教活動始終列為首位。據稱該校宗教教育系這一學科開設的課程曾多達11項，共34學分。該校課外活動，諸如每晨禮堂聚會、晨間禮拜（後改為課間禮拜）、主日教堂禮拜、耶穌受難周、查經班以及邀請教會名人演說等，宗教氛圍非常濃鬱。在教會的控制和支持下，該校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教會的培養目標。到1926年，該校共畢業38名學生，全部信奉基督教，其中有24人在教會學校任教。在該校以後的歷屆畢業生中，總有相當比例的人在教會所屬學校、醫院或其他教會機構工作。資助差會對此感到非常滿意和自豪。據1936年中華基督教教育會統計，華南女大在校學生信奉基督教者佔80%以上，成為教會大學中學生信教比例最高的3所大學之一（其他兩所是齊魯和福建協和）。據稱，在當時國內外宗教界，該校師生也頗為活躍。1922年春，該校派代表參加世界學生基督教同盟大會。1924年該校校友又應邀參加了在倫敦召開的國際基督教女青年會議。諸如此類，使華南女大在基督教教育界享有相當的聲譽。但在另一方面，該校由於濃厚的宗教色彩而與中國民眾相隔絕，大大減弱了該校在近代中國女子教育界的地位和影響。

華南女大和金女大儘管在辦學規模和社會影響方面差距甚大，但同為教會女子大學，兩校在辦學形式和校園文化等方面，仍具有一些相通和相似之處。這些相通和相似之處恰能反映出教會女子大學的特色。

(1)學校生活家庭化。在兩所女子大學中，學生與學生之間、學生與老師之間、學生與學校長官之間，人際關係都比較融洽，並呈現出溫馨的家庭生活氛圍。特別是金女大校園中，這一氛圍十分濃厚。該校“每一宿舍有交誼室及飯廳，教師於課余之暇，與學生相處如姊妹，師生之間，仿佛一家之人；同學之間，更有姐妹班之組織”。高年級與低年級結成“姐妹班”為金女大所獨創，這一制度對培養學生之間互助友愛精神，消除低年級與高年級學生之間的隔膜，頗見成效。在師生之間，金女大推行導師製，每位學生可找一位教師作自己的導師。一位導師帶八九個至十餘個學生不等，用小組活動或其他方式幫助學生解決學習、生活及其他方面的問題。導師製的推行，密切了教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這一制度直到三四十年代才在全國高校中比較普遍地推行，而金女大在成立後的第二（1916年）便已實行了。“五四”以後，中國國立大學學風普遍有“囂張”之勢。學生與學校長官之間經常處於一種緊張對立的狀態。而在金女大，學生與學校長官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大的衝突。校長吳貽芳猶如一家之長，關懷和愛護校園群體中的每一個成員。她執掌校務20多年，對數以百計的畢業生不少能叫出她們的名字。在她的主持下，金女大就像一個溫馨和睦的大家庭。許多金女大畢業生在回憶學校生活時，都認為金女大同學之間親如姊妹，師生之間如同母女的校園氛圍給她們留下了良好深刻的印象。

在華南女大，雖然沒有推行類似“姐妹班”之類的制度，但因為學校規模小，同學之間、師生之間，彼此接觸十分頻繁。幾乎每一個學生都能得到教師的個別指導。據1934年統計，該校教職員與在校學生的比例為2比5，即平均5個學生可以得到2個教師的指導。師生之間來往頻繁，關係親密。大部分學生畢業後對母校有著強烈的感情，不少畢業生願意作出經濟上的重大犧牲而回校任教。諸如此類，都表明家庭化的校園生活對學生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2)校風嚴謹、保守，畢業生獨身率高。教會女大初創之時，中國女子高等教育尚未興起，為了能在中國傳統勢力尚十分強勁的情況下求得生存，減輕保守觀念的阻力，教會女校當局有意識地強化對學生的管理，以免給反對者以借口。那時學生大多來自上流社會，學生家長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在教會女校既能學到西方現代知識，又能保守中國傳統規範，以便日後能找到一個稱心如意的女婿。教會女校為了維護自身在中國上流社會中的良好聲譽，只得順應這一要求。另一方面，來華女傳教士自身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也還不夠開放，有的還秉持著維多利亞時代的一些保守觀念。因此，在初創時期的教會女子大學裡，校風嚴謹有余，偏於保守。尤其在師姑主政的華南女大，學校對教師和學生的管理非常嚴格，男女授受不親被學校當局視為戒律。多數課程由篤信宗教的師姑擔任。國學一門不得已須聘請男教師時，也盡量選聘科舉出身又受過教會洗禮的老先生擔任。女教師有專用的備課室和休息室，男教師不得入內。男教師還不能進膳廳和女教師、女學生一起用飯。連工友也多聘用一些信教的農村貧苦女性擔任。

在金女大，男女界限雖不如華南女大森嚴，但學校對師生的管理也很嚴格。金女大初期教職員均為女性，以後雖陸續聘有男教師，而女教師仍佔絕對多數，據1945年統計，在86名教職員中，女性佔67位。這種情況在國人自辦女子大學中是看不到的。金女大西遷成都後，對學生的管理已較戰前寬鬆。儘管如此，相對於男女同學的大學而言，女子大學顯得單調、沉悶，缺乏男女社交機會。加之教師中獨身老處女多，對學生也不無潛移默化的影響。各種資料顯示，兩所教會女子大學畢業生晚婚和獨身的比例甚高。早在20年代末，就有人注意到金女大畢業生晚婚和獨身者多。他們統計金女大1919—1927年畢業的9屆105人的婚姻，發現已結婚的僅佔16%。金女大早期畢業生如此，後期畢業生亦同。據1947年的抽樣調查，在165位金女大畢業生中，已婚者74人，佔44.8%；訂婚者11人，佔6.6%；未婚者80人，佔48.4%。筆者查閱1947年《中華全國大學婦女會會員登記表》，在262名會員中，有80人畢業於金女大。統計這80人的婚姻狀況，除4人不詳外，已婚者48人(60%)，未婚者28人(35%)。未婚者中，年齡最小者為26歲，最長者為59歲，平均年齡為40歲。在當時中國社會背景下，金女大畢業生晚婚和獨身的比例無疑是相當高了。據稱這一情況在華南女大畢業生中也同樣存在。

(3)政治參與意識淡薄。“五四”以來，中國學生的政治參與意識極強，每一場大的政治抗爭和救國活動，無不以學生為先導。在這方面，教會大學學生的情緒和行動，常常不如非教會大學學生之高昂激烈。在教會大學中，女學生又不如男學生之主動積極，兩所女子大學學生對政治尤為淡薄。金女大學生雖然參加了“五四”運動，但當“五卅”運動發生時，金女大學生便開始分成兩派：一派主張參加，一派反對參加。“九一八”事變時，金女大學生雖然成立了抗日救國分會，但沒有舉行示威。抗戰爆發後，雖有學生參加了抗日救亡活動，並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抗日救亡工作，但參加人數有限。1946年金女大從成都遷回南京後，學校的政治空氣非常沉悶。是年美國兵強奸北大女生沈崇，全國學生群情激憤，金女大校園卻異常平靜。其後，南京“五二○”事件及浙大學生於子三在獄中被殺事件，雖有外校學生前來串連，而金女大學生卻沒有走出校門去參加，直1948年秋，金女大才正式建立中共地下黨支部。

在華南女大，學生的政治意識更加淡薄。據說該校學生連“九一八”抗日救亡運動都根本沒有參加。完全與當時中國政治生活相脫離。

金女大和華南女大學生政治意識淡薄的原因，一是兩校學生的家庭背景所致。兩校均有“貴族學校”之稱。學生多為政府官吏、自由職業者、地主和資本家的千金小姐，生活比較富裕。在通常的情況下，富裕往往使人保守；二是學校的教會背景使學校當局對學生的思想控制比較嚴密，宗教教義的灌輸逐漸消弭了學生的“異端”觀念。此外，女子溫和柔順的性格和傳統觀念對女性的束縛，也是導致其政治意識淡薄的因素之一。

華南女大

(4)重視社會服務和社會實踐。教會大學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辦學特色。其中各個學校的校訓往往高度概括了各自的辦學宗旨。金女大的校訓“厚生”和華南女大的校訓“受當施”，用詞雖然不同，涵義卻頗有相似之處。“厚生”一詞源自《新約》約翰福音十章十節：“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要豐盛。”其意與耶穌所說：“我來不是要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含意相近。金女大用“厚生”作校訓，涵義又作了進一步的引伸：“人生的目的，不只是為了自己活著，而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幫助他人和社會，這樣不但有益於別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滿”。金女大以此為培養學生的宗旨，時時告誡學生：“為人處世，是施予，不是取得；是寬容，不是報復；是犧牲，不是自私”。

華南女大的校訓“受當施”亦是教導學生怎樣處理自己與他人、個人與社會以及權利與義務的關係。施予比獲取更可貴，義務比權利更重要。幫助他人，服務社會，人生更富有意義。兩所女大不約而同地以此精神作為培養學生的指導思想，並通過學校生活的各個方面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引導學生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在“厚生”和“受當施”精神指導下，兩校學生均特別重視社會服務和社會實踐，這些看起來瑣屑、不起眼的工作，卻深受下層民眾的歡迎。近代中國女權運動的最大缺失之一就在於上層精英女性與下層平民女性相脫離。上層女性只顧爭取自身的參政權、選舉權和職業權，不屑或不願深入下層工農婦女民眾，不了解也不關心下層平民女性的需要和困難。早在1923年向警予就痛切地指出：中國知識婦女開展的女權和參政運動缺乏群眾基礎，反不如“基督教婦女能深入群眾比較有力”。兩校通過開展社會服務和社會實踐活動，加強了學生對服務人生的信仰，並使學生從實踐經驗中體認到社會服務的意義和價值。“厚生”和“受當施”的精神種子，就在這樣的實踐活動中像春雨一般滋潤和植根於每個學生的心田之中，並演化為一種人格力量，終生伴隨著她們，滲入到她們的工作、生活和家庭，乃至浸染她們的後代。“為社會服務”成為近代教會女子大學畢業生的共同追求和生活信仰。

3

在20世紀上半期的教會高等教育中，女子高等教育究竟處於何種地位呢？

首先，教會大學最早開創了中國的女子高等教育。在“五四”以前，中國政府一直無視女子高等教育。直到1919年4月，北京女子師范學校改為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立女子大學才正式面世，比第一所教會女子大學創辦晚14年。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成立後，發展十分艱難。由於受當時中國動蕩政治的影響，這所國人自辦的唯一的女子大學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對此，我們只要從該校校長的頻頻更換和學校所屬關係的一改再改即可窺其一斑。在1919年4月至1924年2月不到5年的時間裡，該校校長先後六易其人。1924年5月，該校改名為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次年8月，因校內發生風潮，被當時教育總長章士釗下令解散。同年12月，段祺瑞又下令恢復。1926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將其改為女子學院師范大學部。1927年8月，複改稱國立北平大學女子第一部。1928年11月，再改稱國立北平大學第二師范學院。1931年7月，並入北平師范大學。從此，這所國立女子大學不複存在。在民國時期，國人自辦的女子大學還有兩所。一所是河北省立女子師范學院；一所是重慶國立女子師范學院。前者由北洋女子師范學堂發展而來，1929年6月正式成立；後者創設於戰時陪都重慶，正式成立於1940年。這兩所學校因為是半路起家，歷史都不長。因此，在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沒有一所國立女子大學自始至終地辦下來，或中途夭折，或半路起家，只有華南女大和金女大相對獨立地持續穩定地發展了三四十年。

其次，3所國立女子大學均是師范性質，系科和專業設定不如金女大寬泛，畢業生出路更不如金女大廣闊。在3所國立女大中，河北省立女子師范學院要算是歷史最長的了。就規模而言，該校在校學生人數在30年代初即已超過了金女大，但其校產設備、圖書資料、師資力量、辦學水準、校園文化環境以及畢業生的成就等，均不可與金女大等量齊觀，其聲譽和影響遠遜於金女大。2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人自辦大學的迅猛發展，教會大學的主角地位開始受到挑戰，漸漸退居配角地位。而兩所女子教會大學儘管在13所教會大學中處於少數，但因國人自辦女子高等教育一直十分薄弱，所以始終處於領先地位。

除專門性的女子大學外，一般男女同校的教會大學對近代中國的女子高等教育也作出了重要貢獻。20年代初，教會大學女生約佔全國大學女生總數的40%。進入30年代以後，教會大學所培養的女生在全國大學女生中所佔的比例有所下降，一般保持在25—30%之間。這個比例高於同時期教會大學學生總數在全國大學學生總數中所佔的10—15%的比例。

再從男女生的比例來看。1922年，國立大學女生（537人）佔其學生總數（30860人）的1.7%，而教會大學女生（350人）佔其學生總數（4020人）的8.7%。到30年代，教會大學女生佔其學生總數的比例上升到20—25%，到40年代，進一步上升到30—35%，均高於同期國立大學女生所佔的比例。這從一個側面表明教會大學比國立大學更加重視婦女教育。儘管“傳教士教育工作者未必一定是男女平等主義者，但他們為婦女在更大程度上的獨立奠定了基礎”。可以說，在第一代中國知識女性的成長過程中，教會大學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母體角色。

大學不僅是一個傳播文化、灌輸知識的場所，也是一個塑造人格、濡化品性的場所。一個大學的校風對其學生的思想品德、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均具有一定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教會大學出身的知識女性，其品行自然或多或少濡染了一些異於非教會大學畢業生的成份。一般認為，教會大學畢業的女性多半能刻苦耐勞，對於社會服務事業有濃厚的興趣。她們中多數具有較強的職業意識，事業心強，勤業敬業，能發奮自勵。缺點是生活方式歐化，不諳國情，政治意識淡薄，具有優越感。這些看法雖然有的難免以偏概全，但也多少道出了教會大學畢業女性的某些群體特徵。筆者曾根據《古今中外女名人辭典》和《華夏婦女名人辭典》中收錄的出身於教會大學的223位婦女名人進行統計，發現她們絕大多數是某一領域的專家學者，學有專長，事業有成。她們成名不是“妻以夫貴”，也沒有那種“暴得大名”的新聞式人物。她們主要靠自己出色的工作實績以贏得社會的承認。她們中政治活動家較少。

從223人的年齡結構來看，她們絕大多數出生於20世紀一二十年代，就讀於三四十年代。新中國成立時，她們大多正值年富力強和事業有為的黃金時期。她們的工作業績主要是在1949年以後中國的建設事業中樹立起來的。這一格局雖然與辭典收錄人物的標準不無關係，但仍然可以說明，教會大學所培養出的眾多女性人才，不僅在民國時期發揮過重要作用，而且也在1949年以後中國走向現代的過程中，貢獻了她們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