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理性的宏大敘事之外，中國科幻還需更多可能性

《流浪地球》海報

根據劉慈欣小說改編的科幻電影《流浪地球》取得了巨大成功，有人認為國產科幻的黃金時代到來了，也有人對此表示謹慎態度，筆者個人傾向於後者。國產科幻從無到有餘百年間裡的發展空間有限，科幻也從未成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連獲得世界科幻界最高獎項的劉慈欣帶起的“三體”現象也僅限於數量本不多的科幻迷群體內。從文本上看，《流浪地球》和《三體》在延續人類文明的故事外衣下對技術理性的極致追求也許是它們成功的重要原因，其中也折射出過去百年間國產科幻所鍾愛的傳統模式。

歷史上最早引進的科幻小說是清末民初政治思想家梁啟超翻譯的凡爾納小說《十五小豪傑》，內容講述一群少年“魯濱遜”如何在荒島上求生，其中蘊含的自強不息、再造乾坤的精神，恰如梁啟超對“少年中國”的殷切期待。梁啟超和魯迅等有識之士相信科幻文學具有振奮民族精神、普及科技知識的作用，紛紛加入到了翻譯和創作科幻的行列，在當時帶起了一股國產科幻風潮。在最早的原創清代科幻小說《月球殖民地》中，主人公乘坐先進的氣球漫遊世界，並登上了月球；《新石頭記》讓主角賈寶玉見證了一個科技高度發達的盛世烏托邦；《電世界》則描述了一個中國版“鋼鐵俠”的故事。在1923年創作的《10年後的中國》中，主人公發明了一種光，在這種光的引導下，中國戰勝了腐敗和世界列強。這些故事將中國置於人類文明的巔峰位置，描述想象中的中國外禦強敵，打造未來的完美烏托邦，似乎是對日後歷史的寓言。然而，彼時科學匱乏和社會動蕩的大環境下，科幻並沒能取得長足發展，知識分子們將科幻當做引導理性載體的願望也必然落空。

清末民初的科幻創作者對技術烏托邦的想象實為十九世紀科技樂觀主義和歷史進步主義的余暉，然而人們很快會發現，理性和科技帶來的不僅僅是進步，更有毀滅性的戰爭機器和摧殘人性的災難。第一次世界大戰動搖了十九世紀的樂觀主義，在西方催生了對技術理性的反思。在中國科幻創作由於種種原因進入衰退期的同時，一戰後的各個工業化國家開始進入科幻的黃金時期。德國導演弗裡茲·朗(Fritz Lang)拍攝了影響後世的科幻電影《大都會》，探討了科技對人性的異化；捷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Capek）首次發明“機器人”一詞；美國小說家H·P·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開始在剛剛成立的《怪譚》雜誌上登載詭異晦澀的外星人故事；在蘇聯也活躍著康斯坦丁·齊奧爾科夫斯基（Konstantin Eduardovich）、阿列克謝·托爾斯泰（А Н ТОЛСТОЙ）和亞歷山大·別利亞耶夫（А Р Беляев）這樣的大師級科幻作家。這些作者當中除了洛夫克拉夫特，都深切關注現代科技對社會的影響，別利亞耶夫等人的作品還常常展現出對科技和人性關係的探討以及對技術資本主義的批判。

經歷了二十年代動蕩的黃金發展時期後，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和二戰徹底摧垮了西方人的樂觀主義，人們經歷了前所未見的工業化屠殺和原子彈的恐怖，先前美好的技術大同世界被冷酷的技術災難陰影所打破，對技術理性主宰人類命運的擔憂彌漫知識文化界，也推動了科幻的發展。反思技術理性的作品不斷湧現，不僅是在西方，冷戰中的東方陣營亦誕生了不少此類作品，由此提升了科幻的社會文化影響力。事實上，科幻文學鼻祖之一的赫·喬·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早期作品中已經涉及對技術理性的反思，作為一名優生主義者和民主社會主義者，威爾斯將其理念融入了《現代烏托邦》、《時間機器》和《隱形人》等作品。這些作品也被後人稱之為“軟科幻”，即借著科幻的形式表達社會思考的作品。

赫·喬·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

軟科幻往往將幻想的科技或者物理世界作為背景鋪墊，幻想本身的合理性變得可有可無。硬科幻注重的是物理世界的可能性，而軟科幻則強化了這種文藝類型與哲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的天然聯繫，打破了科幻與各類幻想文學的疆域，促進了融合發展。道格拉斯·亞當斯的銀河系漫遊系列就是軟科幻小說，作者以天馬行空的宇宙想象和幽默的筆觸勾勒了一副荒誕的人生哲學圖景。喬治·奧威爾的《1984》也被看作是一本影射現實的軟科幻小說，書中雖然有電幕這樣一種可以監控所有人行為的技術，但沒有涉及技術細節，只是對故事發生的背景起到襯托作用。我國著名作家老捨的《貓城記》通過火星貓人對社會現實問題進行了幽默諷刺，也可被歸為經典的軟科幻作品。

正如相對論的提出永遠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認知，科學幻想提供了考察人類社會的絕佳試驗場，從中人們可以嘗試尋找人類社會永恆問題的答案。這是科幻的價值所在，也是科幻和科普的區別，後者只是對於已知科技知識的傳播，而科幻是對人類社會乃至自身意識的批判性認識。科幻本身的力量在於，它不僅能展示人類依靠技術理性帶來的無限可能性，還幫助人們在理性的基石上不斷突破時空和自身思想的界限，重構人類既有的認識論。

《黑客帝國》海報

對於現代西方科幻，這種認識論的重構伴隨著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而科幻成了對技術理性進行反思和批判的重要載體。例如，《基地》和《沙丘》這樣的太空史詩就是以虛構的宇宙文明史反諸人類文明本身，探尋考察現代人類文明的可能方式，作者們甚至為此發明了新的學科。在這方面走得更遠的是賽博朋克（Cyberpunk）作品，它們幻想計算機、機械以及生物科技成為人類社會乃至人本身的核心組成部分，並在這種情境下反思關於人的一系列終極問題並對現代文明進行重新審視。例如，賽博朋克名作《銀翼殺手》和《黑客帝國》系列深入探討了諸如自由意志和本體論等哲學問題，《黑客帝國》更是導演對後現代主義哲學的致敬。

西方科幻本身作為亞文化，在戰後和後現代主義思潮以及年輕人反叛文化相互交融，帶有對既有社會秩序和文化的反叛特性。《黑客帝國》和《頭號玩家》這樣的賽博朋克作品和黑客亞文化息息相關，《雌性男人》和《使女的故事》影射了現實中的女性和性別問題，漫威的作品也與西方的種族和同性戀問題有關，它們的內核指向的是對既有認識論的反思和人類自身的解放。

內核上的角度和深度是國外科幻與國產科幻的重要區別，也是今天國產科幻需要突破的瓶頸。國產作品較為缺乏對於技術理性的反思和認識論方面的探索，在作品中依然流行的是某些陳舊的思維認知，即人定勝天的技術樂觀主義和冷峻的技術理性以及目的論的宏大敘事。劉慈欣的作品很多時候就是在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上，展現對科技進步的樂觀主義和對人類非理性的批判。《流浪地球》的原著實為在技術理性基礎上對人類故步自封的非理性心態的批判。在劉慈欣的另一部名作《三體》中展現了對現代技術理性認知的極限，所有的技術和社會變革乃至人性都簡單化為了宇宙文明整體的物質生存需求，而生存之外的價值都被認為是非理性的。正如劉慈欣本人在一次採訪中所表達的，為了生存人可以剝奪他人生命。

《三體》海報

正如西方科幻產生發展於其獨特的社會歷史語境中，國產科幻的內核也無法脫離獨特的現實語境。事實上，《三體》就帶有濃厚的“現實主義”（此處指國際政治中的“現實主義”流派）傾向，流露的是類似現代國際政治家的現實主義世界觀。它將宇宙描繪為一片“黑暗森林”，其中的每個宇宙文明都被設想為自私且孤立發展的，它們由於怕被更高級文明消滅而主動將自己的存在隱藏起來。這種設定猶如國際政治中的現實主義學說，它告訴我們現代國家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保證自身的安全存續，國家間的實力對比決定了國際秩序。此外，國家間也會通過拉攏更強的第三方國家來製衡地區戰略對手，以及通過發送信號來調整與其他國家的關係。這些都類似《三體》世界中宇宙文明的互動方式。現實主義學說中的每個國家都是黑箱，其內部社會和個體都不重要，整體的國家理性意識壓倒了一切其他價值。因此，與其說《三體》具有陰暗的世界觀不如說這就是對現實中國際關係認知的宇宙升級版，包括面壁計劃等設定都能在戰略學等學科中找到理論影子。

這類現實語境在劉慈欣勾勒的宇宙世界裡被有意或無意地進行了合理化，而現實情況卻往往要複雜得多。在國際關係中也有其他主流理論強調相互依賴帶來求同存異的發展，和這類一上來就假設宇宙文明之間是零和博弈關係的作品取向大相徑庭。幻想文學的價值之一不正是讓人類得以思考如何超越這種人類間舊有的互動模式，建立新的可能性嗎？相較之下，國外描述宇宙文明關係方面的作品更為多元化，其中不乏涉及星際交往和合作的內容，諸如《星際爭霸戰》、《沙丘》和《降臨》等優秀作品勾勒的宇宙世界觀及知識創意依然值得國產科幻學習借鑒。

當然，中國當代的科幻創作中也不乏關涉社會現實的反思性作品，但其規模及影響力都尚無法與《三體》等作品相提並論。在以劉慈欣為代表的國產科幻逐步走向世界的同時，也應看到這種科幻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及其之外的藍海。今天我們享受著史無前例的技術紅利，自然也會想象和表達種種變革對我們自身和未來意味著什麽，而這不是單靠技術樂觀主義和目的論的宏大敘事可以達到的，更需要創新批判性的視角和敘事方式。未來的國產科幻作品需要逐步走出技術理性主導下的宏大敘事模式，反諸技術理性本身的思考，貢獻對人類自身和社會的反思。只有具備這種對既有認識批判性甚至顛覆性的創新思考能力，中國才能出現更多世界水準的科幻大作。

（本文原標題為：國產科幻需超越技術理性的宏大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