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風而起：一位雕塑家的1990年代

自塑像。1993年作

隨風而起

——我的1990年代

焦興濤

1988年，我考入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進校就去參觀白公館渣滓洞，這是川美新生入學教育必修課，聚光燈把那些刑具和解說牌照得像攝影棚，後來面對那些跳著嚷著要去歌樂山渣滓洞的外地朋友，我總是帶他們去吃歌樂山辣子雞。記得第一學期的素描課還沒結束，印象中重慶發電廠的兩根煙囪就開始冒煙了，後來被稱為“黃桷坪雙塔”的兩根“老炮”，把隨後的十年狠狠地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雕塑還沒怎麽摸幾把，突然間一切戛然而止，第一年就過去了。

那個時候，認為好的雕塑就應該像放在渣滓洞的那些烈士英雄像，石膏刷漆，全身繃緊，肌肉緊張，滿腔憤怒。再後來，看到學校雕塑工廠裡面全是那些膀闊腰圓、顧盼生姿、結伴翱翔的男人體女人體。這些泥塑體量巨大，小腿比水桶還粗，一抬頭，高年級的Z同學長髮飄飄，站在頂層的腳手架上叼著煙，慢悠悠地做著一個胸部比澡盆還大的雕塑，驚為天人。於是暗下決心，有一天要做得比他還好。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站在上面放大掙錢的就一定是我，可“天乾餓不死手藝人”！——這是當時雕塑系受人追捧的重要原因，雕塑一直就是一個體力活加手藝人的“校園土豪”形象。川美名震全國的“傷痕”和“鄉土”，似乎總是和雕塑隔著一步之遙，那幾年雕塑總是不痛不癢地跟著全國美展的節奏，做著藏族、苗族、傣族……中華五十六個民族，那可有得做的！沒過幾個月趕上學校五十周年校慶，校園中聳立起拋光的不鏽鋼柱頭和球體組合成的抽象雕塑，象徵著樹乾、枝葉和生命，知道了雕塑也可以像建築一樣，沒有人形，但是可以聯想和象徵。終於混到了高年級，雖然極盡努力，依然沒有在“形體猶如一袋土豆”這樣的讖言中悟出雕塑塑造的訣竅。不過，好在變形和誇張流行了起來，因為這樣的雕塑看起來更有才氣，不會被人誤解為匠人，雖然“巨匠”說的也是匠人。

“這是一個戀愛的季節，空氣裡都是情侶的味道……”在山上租了個房子，一時沒能找到女朋友，只好看看各種藝用解剖，翻翻大師雕塑畫冊，打發精力充沛的無聊時光。還記得某天下午沒課，從百無聊賴的午睡中醒來，盯著窗外陽光燦爛的牆壁，地上散落著幾本書，有《新概念英語》，還有赫伯特·裡德的《現代雕塑簡史》……因為不知道起來之後可以幹什麽，就一直躺著，直到天黑。那一刻我覺得日子實在是漫長，長得讓人心煩意亂。畢業就像一千公里外的車站，而我必須光腳前往。

來來往往之二，2003年作

那一年，羅丹的展覽第一次在中國美術館展出。同寢室幾個人買了幾張月台票就擠上了火車，兩天兩夜之後到了北京，顧不得吃飯直奔美術館，抱著朝聖的情感看了一天。現在回想，除了那些瞳孔掏得深不見底的黑魆魆的銅像之外，最大的驚喜就是遇見影星呂麗萍，她帶著若有所思的表情在雕塑前上下打量著，眼睛稍微隔得有點開，但還是漂亮。另一個比呂麗萍還強烈的印象就是餓，一天沒吃東西，但幾個家夥堅強地抗拒著街邊的各種小食，抱定決心一定要到王府井去吃中國第一家麥當勞的漢堡和薯條。當晚，得償所望的幾個人，興致勃勃地躺在地下室的床上，摸出從肯德基偷偷揣回來的寫滿外文的調料包，一邊琢磨一邊想，羅丹的人體跟我們的做法好像不太一樣啊！沒有塊面，全是細節，但是，大師作品一定是好雕塑呀，搞不好是我們錯了吧？撕開一看，血漿一樣流出來，用舌頭一舔，甜的！原來是番茄醬！幾個土鱉像撿了錢一樣一陣高興。時值三月早春，幾個人因為抵受不住北方的暖氣，在日光燈下脫個精光。這輩子倘若再來北京，一定要住上有窗戶的房間，立此為誓！一同學一邊當眾發願一邊嘟嘟囔囔若有所思，雕塑為什麽一定要方方塊塊的呢？二十幾年後，賭咒發誓的這哥們成了成都一所藝術學院的副校長。

“1992年的某一天，全班停課，興高采烈地去做“西遊宮”，那是1990年代最流行的一種布滿“聲光電”的主題公園，選定集中的區域採用各種手段，建造包裝主題化的景區，燈光搖搖曳曳，入口忽明忽暗，人物似動非笑，招徠遊客前來圍觀、買票，然後購物。由於這類景區公園的景觀無一例外全部是人為再造，雕塑往往舉足輕重，這給我們帶來了不少的機會和錢。那幾年，豪情萬丈的崽兒，懷揣雕塑刀，走南闖北，指哪打哪，爬高上低，仗著活好手快，長官老師交口稱讚，老闆丘二皆大歡喜。“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雕塑變得炙手可熱，總算是撞上大運了！當城市雕塑的簡稱從“城雕”變為了“菜雕”的時候，雕塑系小夥伴們的穿戴也從舊貨西裝變成了真皮夾克。

第二年，在杭州的浙江美術學院，孫振華和曾成鋼做了中國第一屆青年雕塑家邀請展。那幾年，浙江美院的雕塑風頭很勁，在全國的各種展覽上拿了不少大獎。這是雕塑界第一次非官方的學術展覽和討論，川美去了四個老師參加，回來後興奮不已。記得一天傍晚，我們被召集在師范系教學樓一樓的戶外平台上席地而坐，幾位激動的講述者泡子翻翻，指天畫地，夕陽西斜，他們的側臉像刷上了金粉，半明半暗。左聽右聽，不像是一個雕塑大會，依稀浮現出一個武林大會的場景......時值仲春，話說臨安府幾位英雄，因新科得意，拔得頭籌，且順勢中得幾個武舉人，加之踢了幾個硬場子，豪氣頓生，遂在西子湖畔擺下場面，廣發英雄帖，盡邀天下豪傑來此一會，如此方顯旌旗風光。各路門派亦俱各響應。四方英雄，各色人等，莽夫壯漢、公子書生，鬥劍論道於四友梅莊，連日裡，眾英雄大快朵頤，狂呼豪飲，不亦快哉！然各門各派於雕塑之道，頗多爭執，吵嚷怒罵者有之，拔劍相向者有之，輕哂不屑者有之，坐而論道紙上談兵者，眾皆譏之。難以俱服。正吵嚷間，席間一博士憤然而起，酒到杯乾，擲碗於地，振臂大呼：爾等皆為中國雕塑中堅，奈何如此抱殘守缺，心胸狹隘？值此天下藝術興亡之際，諸公不努力向前，反在此聒噪撕扯，豈不為後輩恥笑？眾人聞言如醍醐灌耳，如夢方醒，遂捐棄前嫌，共結盟好，訂約十年，共圖當代雕塑江湖盛景……其實這次展覽給我印象最強烈的是一批超級寫實風格雕塑的出現，像《沁園春·雪》《站立的人》，實在很酷，一掃堆積在雕塑上陳腐的古典主義積習和所謂“主題”“意義”的蒙塵，雖然此時中國當代藝術的問題和雕塑的狀態依然錯位，但畢竟這樣的改變還是開始了。

劉傑勇《站立的人》，1990

毫不誇張，除了唯一的女生，全班真的是穿著皮夾克開始了五年級的畢業創作。創作創作，做什麽呢？怎樣才算是鄭重其事的雕塑創作而不是城市雕塑的“小稿”呢？這似乎不是一個問題，但又確實是一個問題。剛好，鄭鈞唱了一句“衝動是魔鬼”，衝動也像黃桷坪火鍋裡面的罌粟果一樣慫恿著我。想看看寫實能寫到什麽樣的程度才不像“雕塑”——做了一個自塑像，穿著我心愛的皮夾克，中分，掉檔燈籠褲，尖頭皮鞋，灰頭土臉，雙手插在褲兜，一隻胳膊夾著一個牛皮紙裹著的東西，後來有人問裡面是什麽，我說是一盤Y錄影帶。這時候，我有些認為，不像“雕塑”的雕塑可能會是好的雕塑，但是不能肯定。

大學畢業我鬼使神差、陰差陽錯地考上了研究生，這在當時並不是一個值得自豪的事情。借著改革開放的東風，仗著城市雕塑的流行，一幫同學已經能到處打工且收入不菲，H同學已經買了一輛近兩萬元的本田摩托車，而二十年前在黃桷坪校區的房子每平米不到一千元！一折算，這輛摩托車可以買當時二十平米的房子——無論如何也算是今天自主創業的典範了！滄海桑田，和今天相反，成為公務員和教師是當時的大學生們排在最末的選擇。夥伴們都歡天喜地地投入到商品經濟的賺錢大潮之中，起起伏伏，讓人羨煞，獨剩我一人像個不合時宜的聖徒繼續待在雕塑系。發現“聖徒”的情緒極不穩定，導師余志強教授約我談談。余老師是一個極安靜、話不多的人，我站在一間空曠的教室中間，他坐在一把似乎馬上就要散架的藤椅上，面對著另一面牆，視線仿佛早已穿過牆壁，落在戶外牆角一叢野草上，空氣中有嘶嘶的響動。我一直有耳鳴的毛病，太安靜的時候就會發作。老余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一個指關節輕輕地在椅把上敲著，接著緩緩地講了一個好像故事的一段話，時斷時續，並不看我。多少年後，我一直都在試圖說服自己，老余是在跟我說話不是自言自語！無論如何，這些話我都記住了，今天還不是太明白，但依然“不明覺厲”。

最後，那一年川美隻招了三個研究生，除了我，就是版畫的謝南星和油畫的郭維新。謝南星長得很靦腆，畫得很刺激，因為不在一起上課，各自不知道在乾些什麽，偶爾在飯堂或廁所碰見，點點頭就趕緊散了，像是這個學校飄蕩的野鬼，謝南星後來畢業創作學校沒給過，但是一轉身就參加了威尼斯雙年展，還獲得了當年尤裡·希克設立的一個獎，越畫越好！另一個同學郭維新畢業後去了剛剛成立的川音美術學院。

沒有英語課、沒有政治課、沒有美術史課、沒有文化課。我一個人一間教室，一個人一個模特，一個人一個導師。於是我想，我想怎麽做就怎麽做！可是很快就泄氣絕望，胖了像馬約爾，瘦了像賈科梅蒂，不胖不瘦像習作。我發現我想的別人已經做過了，我做的也不是我想的。看著營養不良的模特兒，我心情慌亂、手腳冰涼，不知所措帶來的壓迫感讓我變得恍惚，陽光刺眼，時間黏稠得像被人吐在廁所牆上的濃痰，揮之不去。望著雕塑台上彎成人形的鐵絲架，腦子空得像倒空的鋁皮便當，除了杓子刮擦盒蓋的恐怖，什麽也聽不見。模特兒已經熟到進門就脫褲子，教室就像他家的澡堂子，見我一個人愣在那裡發傻，便光著身子幽靈一樣在旁邊四處遊蕩，剛剛在腦子裡勾出來的形狀立即碎成小紙片被四下吹散。感謝我的導師余志強先生，不知什麽時候，他幽幽地站在了我的後面，不要怕像，大路的盡頭才是分叉的小路。這時候，我開始越來越茫然，雕塑到底應該做什麽，怎麽做？

焦興濤在研究生教室，1994年

馮克是那段時間唯一的同學。馮克的全名是馮·克里斯多夫·布亨，看姓氏，好歹沾著歐洲沒落貴族的邊。因為他的名字太長太拗口，還要發小舌頭音，中國喉嚨絕對做不到，於是決定給他取個中文名字。馮克是老余在路上“撿”來的。那天，老余開車回學校，在楊家坪到黃桷坪的盤山路上看見一個金發高個的歐洲人穿著土黃的夾克背著雙肩包，在山城最後的夕陽映照下，像極了一隻長腿長腳的金絲猴，大步流星地向前走著。那個時候的重慶老外就像天外來客一樣稀少，老余停車一問，果然是去美院，於是順風車帶到了美院，又過了一學期，馮克再次出現，成了我的同學。他出生在奧地利，生活在德國，在世界各地旅行，學的雕塑，經常做做舞台設計，鬼使神差地撞到川美，毫無來由地開始了他的學習。他會修理教室裡面出現問題的任何東西，日光燈、取暖爐、轉台、門窗插銷鉸鏈、跛了腿的藤椅。他不喜歡別人簡單地評價他的作品，他告訴我，在德國每周日他會拿出紙筆，寫下這周生活所需開銷，計算一下做幾天工可以掙到這些錢，如果需要三天，那麽星期一二三他會去做修理工，後四天就回到工作室做他的雕塑或者舞台設計。如果有一天，作品可以在畫廊展覽出售，賣作品的錢足夠他生活和創作，就不用再去打工，而成為“職業藝術家”了。他的生活讓我明白，成為一個藝術家是一個極艱難的事，看看我的周圍牛逼哄哄的人，沒有一個稱得上真正的“職業藝術家”。我可以成為一個“藝術家”嗎？心裡真的沒譜。在我做人體做到快吐的時候，李佔洋從魯美畢業分到四川美院雕塑系。他是老師，但是不認識這裡的人，也沒有工作室，除了上課一時沒事可做。重慶的冬天沒有太陽，他一覺睡醒，經常鬧不清楚是上午還是下午，醒了就到我教室大家一起做人體，天南海北地聊，覺得應該多做點創作，但是不知道除了人體和頭像，創作還可以做什麽。

畢業之後留校任教，特別嚴格地要求一年級的新生，因為我自信，自信我知道什麽是好的雕塑。我的課堂就像是在一起玩一個認真的遊戲，他們被蒙著雙眼，而只有我知道謎底。我盛氣凌人像一個獨裁者，他們是教室裡膽怯的小貓，但是逆來順受的小貓們後來告訴我他們喜歡獨裁者。再後來，我覺得所謂好的雕塑的標準其實並不絕對，他們的表達可能更重要，於是變得不那麽自信了，對學生寬容了許多，但他們卻沒那麽認可我了。看來，做老師自信最重要，即時沒有了也必須裝。

焦興濤《快樂遺忘1》，2005年作

當時，我像著了魔一樣想買一台水冷的鈴木250，這個念頭就像一塊燒紅的鐵板，我就像鐵板上面的魚，油一樣的欲望汩汩流出吱吱作響，那段時間，除了教學就是一門心思接活、做“菜雕”，放大爬過最高的架子有十二米高，沒有防護與安全帶，站在上面心顫悠悠地晃。也做裝修，從李家沱乘兩個小時的車把一把電錘送到解放碑的另一個工地。夏夜的某一天，看完電影《阿甘正傳》，阿甘在大漠荒原鄉間海邊不停奔跑的畫面讓我如癡如醉也如夢初醒，那片白色的不可思議的羽毛多少年以後，依然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第二天，我回到了我的工作室，把各種各樣的雕塑加工留下來的金屬的邊角余料收集起來，敲敲打打，隨性焊接，順勢焊成了一個戲劇人物的樣子，有點在太空中亂畫的暢快，做成了一對，就是“門神”。後來，有人稱這樣的作品叫“直接金屬焊接”，挺激動，就著這個情緒，一口氣做了十幾個，好像不重複幾十個，就不好意思叫作“系列”，不系列，就沒語言，沒語言就無面貌。好的雕塑應該有個人語言，好的雕塑家一定是有個人面貌的雕塑家。把傳統符號作為主題，現在看來，更像是一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把戲，古典形象就是一個掩人耳目的借口，能讓自己以金屬材料的方式逃離雕塑的傳統獲得更多的安全和信心。在1990年代末的中國雕塑界，材料幾乎是唯一的武器和突破口，是一次必然的出走。然而，空洞的符號畢竟無法借屍還魂，當我去掉了雕塑上所有的多餘的“行頭”只剩下姿態和人體之後，感覺自己已很難繼續前行了。沒過多久，這個“新瓶裝老酒”的雕塑系列在拿了全國美展的一個獎後就走到了盡頭。

1998年，焦興濤在做泥塑放大

兩年後，卡塞爾大學的烏蘇拉教授在德國做了一個名為“重慶辣椒”的展覽，借著這次機會，我第一次在威尼斯雙年展上看到穆艾克的巨大的“蹲著的男孩”和縮小的“死去的父親”，陳箴的裝置，還有卡特蘭的雕塑，我像被電擊後甦醒的病人，回去之後忍不住寫了篇《邊緣的雕塑和雕塑的邊緣》，覺得好的雕塑一定是遠離學院體系的固化標準，我很擔心那種“純而又純”的雕塑。這篇文章發表後不久，我差點評上了副教授。

當我走了一大圈再回來的時候，望著工作室牆上那片白色的鵝毛，我明白，是時候改變了。

焦興濤，藝術家，現居重慶。主要雕塑作品有《才子》《佳人》《門神》《真實的贗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