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明史》，總會想起一件事情。作為當時而言，在經歷了大清王朝最為嚴苛的文字獄的乾隆時代，大明王朝的死敵，這本《明史》又有幾分真假，又被隱去了多少東西。而以至於現在的我們卻爭辯不休。
但大清王朝對於自己的清聖祖卻是極盡讚美之能事，一本《清實錄》如此評價自己的祖上“誠以居心，公以禦物，順著綏之以德，凶頑罔不傾向……尚義理……崇節儉，厚風俗，睦宗族，重農桑，賑窮乏，真是天生聖人，超越古今而登峰造極。”
歷史可以被證偽，但卻很難被證實，對於同一段史實，人們卻可以寫出千百種過程，而不同的史家寫法也不一樣。自然也便有忠於事實秉筆直書之人，也便有了膽小怕事之輩，大抵如此才有了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有了司馬遷雖被宮刑，但作《史記》的感慨悲歌，更有了張廷玉等人的“真實的”《明史》，以及極盡諂媚的《清實錄》以及那個看似“完美的野豬皮”。
當然歷史也並不會因為你年齡幼小，政治智慧不足而有任何的憐憫之處。在經過了1620年的風雨飄搖之後，萬歷帝崩逝，明光宗崩逝，16歲的天啟帝開啟了他的執政生涯，他的對手不只是東林黨。
1621年三月初十，努爾哈赤62歲。而此時遼東經略熊延弼卻因為給事中姚宗文的誹謗之言，又有禦史馮三元彈劾，張修德彈劾，在魏應嘉又一次彈劾後，他被去職。“朝議允廷弼去，以袁應泰代”。於是明熹宗派遣了袁應泰去代替他的職務。袁應泰一改熊延弼的經略遼東策略，收編叛軍。這一切看似就是這樣不公平，兵強馬壯的八旗大軍，老謀深算的努爾哈赤與大明王朝新任的16歲天啟帝以及他的“忠臣東林黨們”對壘。
兵臨沈陽。而守將賀世賢在努爾哈赤的挑戰之下，出城迎戰。後金詐敗，其緊追不捨，卻落入了後金的包圍圈。身背四箭，在部下的勸諫之下他毅然繼續殺敵，身背十四箭而死。而努爾哈赤則雲梯攻城，城內的蒙古人則作為內用打開城門，沈陽陷落。此戰城內7萬人被屠殺殆盡。而他與其子皇太極又擊潰陳策援軍3萬餘人。
八天后，遼陽之戰打響。翌日，袁應泰將太河水引入護城河，內側輔助以火炮，嚴陣以待。以侯世祿、薑弼、梁仲善共五萬人迎敵，伊始努爾哈赤突入明軍陣內，情勢危急，其子皇太極危急時刻趕到，大敗明軍，而袁應泰收攏的逃兵更是擾亂人心，以至軍心大亂，梁仲善戰死。無奈之下只得龜縮城內。
相比較而言，如果努爾哈赤沒有排空護城河壕溝內的水，事實上其很難攻破遼陽，但是努爾哈赤顯然意識到了問題所在，以令綿甲兵推楯車抵禦炮火前進，將城西掘開，壕溝之水再無。
內應響應，城內大亂。經略袁應泰，自縊而亡。巡按禦史張銓被俘，誓死不降，皇太極這個滿清最高學歷的滿漢雙通的皇子竟以宋徽宗、宋欽宗被女真（金人，也就是其先祖）俘虜臣服下跪，去勸降，他自然是不知道靖康之恥對於漢王朝漢人而言是何等的冤罪殺機，張銓不為所動，慨然赴死。城內5萬餘眾被殺，並且下令大戶人家隻留9件衣服，中戶留5件，小戶留3件，其余全部收繳，而藉由此被後金凌辱至死者不盡其數。
而之所以會說這2場戰役，除了這標誌著明朝在遼東的統治結束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引子，努爾哈赤的“演講”——《清太祖聖訓·天命六年辛酉正月甲申》—一本乾隆帝加工過的冊子。
吾所禱於皇天后土者，吾子孫中縱有不善之人，俾勿同氣推刃，開戕害之端。其不善之人，惟天誅之，若不俟天誅，存心戕害，天地鑒之，奪其算，無克永年。或於昆弟之中，有所行悖亂者，不忍傷殘，以義理所在，殷勤教誡，感格愚頑，使自悔悟。
截取一段，總之就是一個大意，後金乃是天命所歸，冠名堂皇的講話，告誡子孫要善良，不要有違天和，有悖天倫。當然對於乾隆帝而言要如何美化自己的祖上，我們也無法反駁，但畢竟如我前面所言，要證偽卻是可以的。
在努爾哈赤奪取了遼陽之後，他也選擇了遷都。而新建之城便開始了區別對待，旗人居新城，漢人居住舊城。當然這些行徑與其殘忍的屠殺相比也不過小巫見大巫而已。
圈地，將漢族農民全部趕走，對漢人貧民，允許滿洲貴族逼迫為奴，更允許買賣，對收容逃亡奴隸者嚴厲處罰，處死，連坐製，即便是自謂熟讀漢家典籍，對於遼東儒生也是趕盡殺絕。
僅遼東一地，因其所亡者幾十萬。
這就是努爾哈赤嘴中的善。當1682年，比利時人南懷仁踏足遼東地區時寫道“遼東地區村鎮全已荒蕪，到處是殘垣斷壁，瓦礫成堆，一片狼藉，戰前的許多村鎮都已消失，目力所及都是老虎和熊以及其他猛獸，很少看見人家。”《韃靼旅行記》 我們並不像誣蔑任何人，但是一個方外之人大抵是不會牽扯太多的利益關係。
努爾哈赤從其姥爺王杲被殺，隱忍至此，爺爺、父親被殺，到其在李成梁底下為奴為兒，三十多年統一女真各部，在其履歷之上，我們能夠看到的是劫掠、殺戮、破壞，是屍橫遍野，是殘垣斷壁，他是英雄，也只是女真的英雄。於民族而言，也僅此而已。
參考資料：《韃靼旅行記》《清太祖聖訓·天命六年辛酉正月甲申》《清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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