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把心理疾病的治療還原為生活

「

你是否有這樣的經歷，無論你有沒有毛病，反正去檢查都能查出點兒什麼毛病來……咳咳，各位精神科大夫，別讓節操掉了一地……

——曼弗雷德·呂茨

從精神/心理衛生科臨床可以看到，心理障礙者的痛苦與麥克白的痛苦類似。他們找醫生求治的目的也是相似，「有沒有什麼葯或方法讓我不痛苦/感到幸福呢？」當醫生回答說：「這些病人必須自我治療方可」，麥克白正確地予以反擊：「把葯扔去喂狗吧，我才不要你的鬼葯。」

事實的確也如此，與消滅有機體患病過程中那些入侵病菌的原則相比，緩解心理障礙的藥物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原則上發生作用的。一些藥物會阻斷思維或情緒狀態所導致的讓人痛苦的結果，但是它們無論如何都不會對其病因產生任何效果。它們能夠改變有機體的反應，但是它們卻不能觸及這些反應原先為什麼被歪曲這個問題。

具體地說，儘管抗焦慮葯和抗抑鬱葯能夠幫助你不感到焦慮或抑鬱，但是對是什麼使得你焦慮或抑鬱這個問題，它卻無能為力。對你來說不感到焦慮或抑鬱也許仍然是有價值的，尤其是它使得你可以更有效地應對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難，讓你在痛苦的境遇中感受不到痛苦。但是，這時候的你只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人，已不具有「存在」意義上的「靈性」了。

因此，對於心理障礙的來訪者來說，僅僅消除他們的癥狀，而沒有幫助他們治癒導致這些癥狀的潛在問題是有害的。一般而言，癥狀的作用是提供信號和定向儀以找到潛在的問題。在心理學方面，焦慮情緒和抑鬱情緒是告訴個體他有一個潛在的問題需要努力糾正的自然方式。

例如，存在主義認為，人有尋求意義以及調節感情的動機。人們生來就被植入到意義之中，並且持續努力地去發現意義。我們的主要動機是我們自覺自願地發現生命的意義，意義不能被給予，必須追求才能獲得。焦慮和抑鬱的出現可能正是來訪者無意義感的表達。

下面借羅洛·梅的話再強調一下這一觀點的重要性：

當一種治療是麻醉原始生命力，使之鎮靜，或使用其他方法迴避它而非直面它，這治療就是失敗的而非成功的……

如果現在已經得到完善的這些用於緩解心理障礙的藥物以及改變情緒的藥物變得廣為人們使用，而沒有同樣地幫助人們解決他們的問題，那麼我們將很可能會目睹我們社會中在一個甚至比當前更為廣泛的範圍內各種新的心理和心身障礙出現。如果我可以冒險做出一個預測的話，那麼這些障礙中主要的將很可能是情感淡漠以及內在空虛體驗。因此，這些藥物絕不會使我們對人的心理學理解變得不那麼急迫，實際上，克服我們對這種生物的性質的混淆，然後研究出某種關於人的科學以引導心理治療的研究，將只會變得更為關鍵。

德國精神科醫生曼弗雷德·呂茨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只有當精神病藥物能給患者帶來自由時，才能讓患者使用藥物。實際上，所有出於其他原因的藥物使用都是不負責任的操縱。」

心理療法的情況也類似，目前常用的心理治療方法能緩解一些心理障礙的癥狀，但不會向患者提供幸福或生命的意義。因為心理醫生並不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智慧和生活經驗，病人與心理醫生之間的談話是人為的，進行得好，可以稱得上工巧，但從來不是直接的。正如曼弗雷德·呂茨所提出：

對於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鬱症患者和其他人來說，最好的交流形式就是跟「屠夫、麵包師和售貨員……」這些普通人對話。因為只有當心理疾患過於嚴重，實在進行不了這種交流時，才需要心理學專家的介入。但是一旦患者能夠重新進行最佳形式的交流，這種介入就應當停止。

此外，現在對健康與疾病的認識存在誤區。自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烏托邦」式的健康理念——「身體上、心理上和社會適應能力上達到一種完美狀態。」這種「烏托邦」式的概念導致了很多危害：

（1）、誘導許多人無限地「崇拜健康」而忽略了生命的意義，甚至在某些地方產生了一種荒謬的「健康宗教」，身在其中的人們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地活著，為的是能「壽終正寢」；

（2）、由於這種健康在現實中根本不可能實現，所以催生了大量的「健康產業」，活躍了許多「保健市場」；

（3）、只要你做了足夠的身體檢查，就會發現或多或少的問題，許多人因此長期往肚子裡灌藥……

德國著名的精神病學家克勞斯·多爾訥曾通過多家跨區域發行的嚴肅報紙進行調查，想知道究竟有多少德國人可能患有焦慮症、恐怖症、進食障礙、抑鬱症、精神分裂症、各種成癮症、癡呆症等。簡單統計得出的結論是：超過210%的德國人患有需要進行精神治療的疾病。

可以看出，心理障礙的診治現狀具有明顯的局限性。曼弗雷德·呂茨告誡道：

在這個世界上，其實沒有精神分裂症，沒有抑鬱症，沒有成癮症——有的只是承受著各種不同痛苦現象的人……

在精神病學各個領域聲勢浩大、如火如荼的「早期診斷」熱潮也該降溫了……誰要是下班後還眉飛色舞地念著精神病學專業理論，在個人生活裡到處給別人作診斷，那他還是趁早轉行，省得禍害自己還糟蹋他人。此外，給一個根本沒想掛號看病的人做出診斷，真是很不合適……嚴肅地說，在健康人身上故意找茬，是挺下三濫的行為。人不能這樣被濫用，精神病學也不能這樣被濫用……

因此，能否頂住社會壓力，不把那些非同尋常或稍微添亂的傢夥宣布為「病人」，是對精神病學能否維護自由的考驗。

下面以強迫症的治療案例再來強調一下「把心理疾病的治療還原為生活問題」的意義：

該來訪者系26歲女性，被強迫性思維困擾10年。

來訪者自述她從小就對「人為什麼要活著」之類問題感興趣。高中開始就反覆思考「人如何活著才有意義」，「只有成為偉大科學家才會有意義」，看書的時候頭腦中會不斷冒出「讀這些書有什麼用，不是浪費時間嗎？」就這樣，一邊想著以後成為科學家，一邊讀不進書。在某醫院被診斷為強迫症。服用舍曲林治療，頭腦中的強迫念頭有所減少。上大學以後（數學系）逐漸減少藥量，頭腦中的自我對話又開始增多，但不影響學習，未作特殊處理。由於對宇宙問題感興趣，考上了理論物理的研究生，開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思考宇宙問題中，但覺得這問題不可能像「數學公理」一樣絕對正確，開始對自己的方向感到迷茫。頭腦中不斷地自我對話：「以後是考博還是就業呢？」「這樣研究下去沒有結果怎麼辦呢？不就把生命浪費了嗎？」「如果去工作，天天教中學物理，太無聊了怎麼辦呢？」……

由於不願再次服藥，開始來台州醫院心理衛生科嘗試做心理治療。在治療過程中，醫生針對她頑固的「二元對立思維」採取了正念治療。在強迫思維有所減少以後，醫生與其探討了存在主義哲學中的「死亡」、「孤獨」、「自由」、「無意義」等問題，她開始變得沉默，若有所思。隨著治療的深入，來訪者逐漸暴露出她強迫性窮思竭慮的背後原因：她是兩歲的時候被領養（到現在還不知親生父母是誰），從小就開始害怕黑暗以及一個人待著，在中學時養成了「愛思考」的習慣，許多時候一個人出神地想事，因為這會讓她忘記恐懼和孤獨。高中時有一次頭腦中出現「邪惡」的念頭，感到非常害怕，「人的腦子裡怎麼會有那麼糟糕的東西」，遂問其當公務員的父親：「你頭腦中會有『不好』的想法嗎？」父親回答：「不會」。就這樣，她開始在頭腦中拚命的去追求「卓越」……

當她開始明白自己強迫的背後是由於在逃避「存在性」困境時，強迫症也開始走向好轉。

本文整理自包祖曉所著的「禪療四部曲」之《做自己的監視者》、《過禪意人生：存在主義治療師眼中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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