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動的信號》熱播背後：“觀察式綜藝”為何能迅速崛起？

在一系列新綜藝中，近來剛開播的《心動的信號》第二季依舊以強大的明星陣容和話題引人注目。

作為國內首個現象級“觀察類”綜藝，《心動的信號》第一季播放量突破 8 億次，多次登頂微博話題傳播榜單榜首。自此之後，“現場紀錄”＋“演播室觀察”的綜藝模式開始一路爆紅。

從2018 年下半年開始，國內觀察類綜藝不斷崛起：《我家那小子》《幸福三重奏》《妻子的浪漫旅行》《我家那閨女》《女兒們的男朋友》等等節目都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度。其中《我家那小子》總播放量突破14億；《妻子的浪漫旅行》斬獲播放量16億。而在此之後，還有不少類似模式還將將陸續上線。儘管主題類似，檔期相撞，嘉賓也有所交集，觀察類節目依舊如火如荼，熱度不減。

當然，“爆紅”不一定代表它完美或優質。與其說，我們關注的是某個觀察類綜藝，不如說，我們想探討的是為何這類綜藝能迅速崛起？在這“全民觀察”的熱潮之中，我們的參與熱情不斷高漲，越來越深入地加入到了被觀察者的生活中。似乎，我們借由這些觀察與點評，過了一把KOL的癮。但電視的媒介情境實際比我們想象中更深入地影響著我們的原有認知。在這些矛盾之中，觀察式綜藝帶給我們的，可能並非是一個冷靜、主動的觀察者視角。

撰文 | 阿莫

圍觀者時代

傳統真人秀模式的升級與改造

觀察類綜藝的火熱並非我們特有的現象，而是時代和社會大背景的產物。早從2008年開始，日本就出現了《改變人生的一分鐘深刻佳話》，之後多檔觀察節目逐漸興起。而韓國從2013年《我獨自生活》開播以來，《我們結婚了》《同床異夢》《我家的熊孩子》等觀察類綜藝不斷地帶來收視高峰。《心動的信號》也正是來源於韓國的節目模式。

楊超越在《心動的信號》中作為“心動偵探”嘉賓出席。

可以說，觀察類綜藝是風靡多年的真人秀形式的一種新玩法和新升級。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在上世紀30年代指出，我們進入了“世界圖像時代”，他認為“從本質上看來，世界被把握為圖像了”。如今，他的預言已經成真。隨著媒介無所不及的傳播能力，使得媒介影像奇觀越來越向現實逼近。如今,不僅市場上已經出現了大量的各式各樣的真人秀節目，包括刺激有趣的戶外遊戲節目以及節奏安詳的慢綜藝，許多網站及其多媒體直播也在進行著各種真人的現場直播和短視頻等。在這些真人秀中，觀眾得以窺視明星以及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吃飯、睡覺、戀愛、工作、交友等等。我們從未像今天一樣習慣觀看，對撲面而來的信息洪流和不同場景應接不暇。“私人領域”的公共化成為了大眾文化的主旋律，大眾媒體在逐步把私生活的方方面面生產和包裝成為成熟的商品，而人們也樂於借此消費娛樂。用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話來說，“文化批判的公眾逐漸轉為文化消費的公眾”。

在這樣的環境下，真人秀模式必然迎來不斷的改造和創新，以贏得消費者的興趣。如果說在以往的真人秀中，觀眾只不過是隔岸觀火地窺視某些生活的面貌，那麽如今的觀察式真人秀，就是這種窺視的升級。和傳統真人秀模式相比, 該模式最具特色的便是“觀察”。這種“觀察” 不只是指觀眾對被拍攝對象的觀察，還包含了嘉賓在演播室觀察拍攝對象，以及觀眾觀察演播室嘉賓的過程。如《心動的信號》中開辟了兩種場景，第一場景是 8 位年齡、性格各異的普通人進行交友，第二場景則為演播室，由明星嘉賓和心理學專家組成心動偵探團與觀眾一起預測交友結果。

真人秀＋演播室觀察評論的模式不僅是為劇情配上旁白這麽簡單，而是營造出了多層次的觀看空間，使得看與被看，觀眾與表演者的界限模糊和交疊。而在這多重的圍觀中，劇情也得以疊加，從而達到更加誇張和娛樂的目的。

以湖南衛視《我家那閨女》為例，這檔節目一邊拍攝和展現女性明星日常生活、感情生活，一邊在演播室藝人爸爸觀看和評論。觀眾一方面能夠通過觀看藝人的生活產生關注，如節目裡papi醬、焦俊豔二人對家庭成員人生排序，引發網友對當代女性的追求進行討論；吳昕因自卑在工作生活中存在許多煩惱，令觀眾關注和探討等等。同時，觀眾還在圍觀演播室中藝人父親的態度和反應，從而觀察到父親和女兒之間的關係，進一步了解藝人／藝人家庭的生活狀態。另外，有時候藝人或者評論嘉賓說出的話，還能進一步推動劇情，或者代表觀眾的心聲。當他們說出觀眾心中認可的評價時，其他人的表情和回應又成為了新的看點。於是，這種 “觀察、拆解與審評”視角的節目就創造出了更多的內容與多層次的圍觀視角。

而且，這種升級化的方式讓圍觀視線從隱形的熒屏之下堂而皇之走向明亮的演播室。一方面，海量的內容滿足觀眾的好奇心，另一方面，迫不及待自我剖析的被圍觀者與積極同步解說的演播室嘉賓讓圍觀更加心安理得和坦然。他們是在向圍觀者們效忠，鼓勵觀看與評價、討論、猜測，甚至參與推動新的劇情，以證明“圍觀”這件事情本身的正當性，並幫助把它塑造成一種值得更多公眾共同參與的娛樂消費形式。

《我家那閨女》節目截圖，採用典型的“觀察式綜藝”設置：真人秀場景以及第二演播室的觀察、評論嘉賓穿插剪輯。

由此，我們圍觀的界限被大幅度延伸了，不只在節目之中，也延伸到了節目之外。以往，觀眾對節目的看法也許是零散而私人的，但在觀察類節目中，由於演播室嘉賓經常在發表評論時說出有爭議或者代表某一個群體心聲的話語，所以極其容易成為群體性話題，引發人們站隊和討論。就這樣從一場圍觀中，媒體與商家心滿意足地看到，觀眾消耗了更多的時間，生發出更多的消費與娛樂——我們不僅觀看，還要評說。

現場彈幕與言論偶像

“懶人時代”我們需要怎樣的KOL?

無疑，評說是觀察類綜藝的重頭戲。在不少這一題材的節目中，我們都能發現，被觀察對象的生活記錄時常被切斷，讓觀眾有跳戲的感覺，為的就是給演播室嘉賓足夠的評價時間，甚至在有些節目中，評論者的鏡頭比被觀察者還要多，更有甚者，使用“畫中畫”的形式，在播放被觀察者視頻時，觀察者在小畫面中參與評論。他們的評論就像是現場彈幕一般，充盈在整個節目之中。

儘管評論文化並不是今天才興起，但確實，觀眾對於隨時切斷劇情的寬容和在評論中觀看內容的習慣是互聯網普及時代才形成的。這是由於互聯網的強互動性帶來了一種“抱團、群聚、共賞”式的觀影體驗。《紐約時報》就曾撰文，分析稱在傳統時代，看電影是一個安靜、逃避性的欣賞娛樂的舉動。但如今，純粹的私人化觀影並不再是主流。

觀察式綜藝中的彈幕

近幾年熱門的彈幕網站宣告著觀眾們喜愛即時交流觀影感想的觀看形式，並希望由此找到一種集體性的情感共鳴。在出現搞笑的場景時，他們爭先恐後地發“23333”、“笑死了”、“哈哈哈”，在出現“萌點”場景時，他們需要表達“好可愛”、“萌化了”，在看到可怕場景時，他們需要“彈幕護體”，有些時候，他們還會在彈幕中彼此惺惺相惜或激烈爭執 …… 這種虛擬的“部落化”觀影，比起傳統視頻的觀影模式，方便了觀眾間的即時交流和多向互動，增強群聚感，避免個人的孤獨。這是彈幕和實時的魅力和創新，也是彈幕傳播的意義之所在，它宣告著人們不滿足於隻觀賞內容，還希望同時享受觀賞內容帶來的其他快感。觀察類綜藝的創作者們正是敏銳地感觸到這一點，才使用“現場彈幕”的形式，更牢固地把觀眾綁定在節目之中。

除此之外，希望觀看嘉賓點評而不是自己進行評論，希望讚同“金句頻出”的點評嘉賓而不是主動生產金句這一事實或許意味著：觀眾越來越懶得思考了。觀察當今社會，我們的確身處在一個“越來越懶”的社會。媒體平台上越來越多地出現電影解說和遊戲實況。全世界各地都有借“講解”而走紅的言論偶像。美國諷刺動畫《南方公園》中就尖刻地展現了這種怪象：當孩子們拿到最新的電子遊戲時，他們並不自己體驗，而是第一時間跑到互聯網上看別人玩遊戲。

針對這種現象，美國作家、社會學家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提出了“懶人行動主義”(slacktivism)的概念，直指那些自我感覺良好但政治或社會影響力為零的現代人。懶人行動主義勾勒出了一幅社會圖景：人們坐在電腦／電視前，不停玩弄手機，發表意見不多但頻頻轉發或者點讚，這就是新一代的社會參與者。

美國作家、社會學家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提出“懶人行動主義”(slacktivism)的概念，並在多部著作中論及這一現象可能帶來的影響。

除了技術的普及導致交流越發便捷以外，格拉德威爾認為工業社會發展導致生活節奏的加快也是這種情況產生的重要原因。現代人不斷增長的精神壓力、文化工業的雷同／抄襲造成的審美疲勞、產業體系的鼓勵導致人們越發需要心理的宣泄和感官的快感。進行曲折深奧的思考遠不如滿足個人的快感重要。

因此，在這些號稱關注社會現實的節目中，對被觀察者的人生和社會問題品頭論足的評論者多半是明星而不是專家。其中還有不少明星根本沒有和被觀察者同樣或相似的人生經歷。他們絕非在嚴肅地理解和研究，而是在插科打諢中展現著自己的魅力。因此，這些代表觀眾的新時代言論偶像與傳統評論者有著巨大不同，他們的評價多半是無厘頭的解構與建構。當然，觀眾也理解和接受這一點，並將其認為是觀看節目的目標之一。例如《心動的信號》中的心動偵探團成員張雨綺，展現出了自己真實、隨性的一面，她在觀察素人嘉賓的戀愛故事時，自稱“挺信星座的”，希望通過星座來定義男嘉賓的性格，一猜即中之後，有網友表示“我要實名pick張雨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