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歷君
洛陽因地處洛河之北而得名，有4000多年的建城史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國四大古都之一。它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長期以來享有“天下之中”的美譽。在宋朝以前，但凡是大一統的王朝，一般都會將首都定於長安或者洛陽，另外一個作為陪都。
縱觀洛陽城的歷史變遷，這其中有政治經濟、地理環境等多方面的因素。
古都洛陽：地理位置與戰略意義
周朝建立，在洛陽建成之後以監視中原，東周遷都洛陽。東漢、魏、西晉、北魏皆以洛陽為都。隋唐以洛陽為東都。延至五代、北宋，遷都開封。
擁有完整第二階梯，再以三門峽、洛陽、開封一線為突出部控制東方諸國。
如果將中國歷史上三大重心關中、幽燕、江南連線成三角，河南尤其是洛陽、開封的地理位置，大致居於三角形的中心。
張衡在《東京賦》中也曾指出： “彼偏居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形象地道出東京洛陽居天下之中，經略四方的地勢之利。從河南出發，北上燕晉，西進秦隴，南下荊楚，東入齊魯，東南至江淮，距離較近，交通條件優越。
洛陽位於豫西地區，這裡以伏牛山系為主體，北有黃河中條山之險，南有伏牛山系屏障，西連陝西，是北中國東西走向重要走廊。歷史上秦晉崤山之戰即在今河南省洛寧縣。
雖然洛陽周圍有種種保護，但如果它失去對周邊的控制，其過小的體量是無法保護自己的。
其後秦國依靠函谷關（今河南省靈寶市）之險，力拒關東諸侯多次合縱進攻。秦滅韓魏、楚漢爭霸、唐滅王世充等多為從陝西攻河南。但也有自河南入陝西，如劉裕滅後秦、安史叛軍入長安、黃巢入長安等。
無論誰攻誰守，掌握豫西走廊，就掌握了戰略進攻主動權。
而作為天下名都洛陽，位於伊洛盆地。小區域上，北靠邙山，南臨伊洛二水，東有虎牢成皋之險，西擁崤山函谷之固。
大區域上，其地東為華北大平原，有黃河以及大運河為動脈，可以控制帝國主要糧食產區和國防重要區域；西靠關中秦隴之固，免受遊牧民族侵襲之苦；北有黃土高原為阻，整個山西皆為堡壘；南臨南陽盆地，通漢水直達長江中下遊。
北魏遷都：洛陽城的興盛與傾覆
洛陽這種得天獨厚的區位，長期作為王朝首都，掌控四方。但是一旦中央衰落，對地方掌控下降，這種居中的位置使得洛陽也容易淪為四方征戰之地。
東漢末年就是明例，黃巾之亂後，群雄並起，洛陽被董卓一把火燒掉，曹操一度都許昌。而後，連年混戰，中原大地滿目瘡痍。即使在短暫統一的西晉之後，洛陽也不可避免的見證西晉快速滅亡的慘烈情景，匈奴人的鐵騎徹底終結了輝煌數百年之久的奢華幻夢，三萬餘人的血肉被踐踏在匈奴戰馬鐵蹄下，異族的彎刀飽飲了公卿高貴的血液，作為中華象徵的晉朝皇帝也淪為異族的階下囚。從此，輝煌時代的象徵被埋進了荊棘和荒草之中。
接下來，洛陽將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又一次成為都城的焦點，鍾情於它的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巨集。北魏剛建國的時候，都城設在平城。孝文帝即位後決意改革，或許是為了遠離平城的嚴寒氣象，或許是為了擺脫平城貴族勢力的阻撓，他不顧河洛的暑熱難耐，也不顧鮮卑貴族的強烈反對，強制定下了遷都洛陽的計劃。定計遷都後，孝文帝決定直接留在洛陽，車駕一直不肯北還。甚至在洛陽城的興建任務上馬之前，孝文帝寧可住在洛陽一角，待在魏晉時期幽禁失寵妃嬪的金墉城裡，也不願回到平城的宮室。
北魏遷都示意圖
遷都後，孝文帝迅速改革官職，禁絕鮮卑語言，改易舊俗，甚至將鮮卑姓氏改為漢姓，就連皇帝本人的拓跋氏也改成了元氏。
根據楊衒之在《洛陽伽藍記》中記載，“京師東西四十裡，南北十五裡”，洛陽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從規模上看，甚至超越南朝的都城建康。如果楊衒之不是刻意自我吹捧的話，那麽其書中記載的南梁使臣陳慶之的讚歎，可以被當做這座魏帝國京城輝煌盛景的寫照：“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這座巨集偉都城的成立，終於成了北魏皇帝想當中華君主的目標。
如果仔細考察洛陽作為都城的歷史，就會發現，這座經常以輝煌壯麗形象示人的都城，其實是最不適合作為都城的地方。以形勝來講，它不如長安擁戴山河，在大運河修建之前，交通運輸也不能說絕對的方便，自周至漢的千百年間，已經耗盡了這座城市的地利。選擇定都洛陽，意味著必須用全國的力量去供養這座都城的體面，這是一個傾全國之力的面子工程，而沉溺於其中的繁華，又會使人忘卻遠方的憂患，它更適合作為一個升平年代粉飾太平的副都，而不適合作為一個總領天下的首都，特別是一個外有南北強敵窺伺、內有憂患的帝國首都。
洛陽龍門石窟
對遠在北方的人來說，這種憂慮尤為明顯，駐扎帝國北方的鮮卑部族軍隊，長期以來在邊地苦寒之中，守衛著帝國的邊陲，但現在，他們發現洛陽只顧著自己繁華，卻忘了他們的存在。他們選擇發動叛亂，用刀兵和獻血來表現自己的存在。而此時的洛陽，也成為了一場權與血的華麗舞台。就像遷都洛陽城的孝文帝，一直受到文明太后的壓製一樣，孝明帝也受到其母把持朝政的靈太后的挾製，兒子想要製服母親，但卻被母親毒殺，之後，靈太后居然將一個女孩兒擁上帝位，又很快聲稱自己看錯了，將其廢黜。叛亂的鎮帥中，一個叫爾朱榮的契胡將領殺進洛陽，在處死了靈太后之後，血洗了這座華麗的帝國都城，爾朱榮用武力震懾著所有其他和他一樣覬覦權力的人。但他不久又死在被他擁立的孝莊帝手裡，三個月後，孝莊帝又被爾朱榮的從子爾朱兆仇殺。爾朱兆則被之後進入洛陽的高歡逼死，等等。而這一切，距離孝文帝遷都洛陽，不過40年。
547年，在孝文帝遷都洛陽53年後，楊衒之從東魏的都城鄴城前往洛陽，“城郭崩壞，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昔日都城，已經再一次淪為丘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的詩句，又一次回響在他的耳畔。
隋至唐初：雙都並峙，帝國糧倉
時間進入隋唐。在我們的印象中，長安和洛陽似乎是隋唐兩代的主要城市，兩者在首都與陪都之間曖昧轉換，互為中心。學者葛劍雄指出，隋唐時代的長安與洛陽還談不上經常性的雙中心。而日本學者妹尾達彥認為，隋至唐初的長安與洛陽構成事實上的兩京製。
隋朝建立後，起初定都大興城，到了隋煬帝時，他讓人造了一個新首都洛陽，又派人挖了一條大運河，試圖把帝國凝結為牢固的整體。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以洛陽和其背後的關中為大運河三角的頂點，北連涿郡，南連吳越，將關隴貴族的核心區與舊北齊、南陳故地連接在一起，結束了自三國至南北朝以來長達300余年的南北分裂歷史，有效加強統治。
其後延至唐、宋，河南充分利用漕運的優勢，作為帝國的核心有六百年之久。
以江南糧食為例，它們要送到長安，需要走兩千多裡的路程。這段路大致可以分成三段，從江南到洛陽一段可以走大運河；從陝州到長安一段，也有現成的廣通渠，問題都不大。真正的問題出在洛陽和陝州中間這段路上。這段路中間有三門峽的砥柱，船過不去，只能靠牛車走崎嶇的山路，非常艱險，運量也很有限。
有隋煬帝的前車之鑒，李淵只能把首都定在長安。但這樣一來就馬上面臨一個問題：糧食。首都總要消耗大量糧食。光靠關中一帶不足以供給，唐朝不得不從外地輸入糧食。按說隋煬帝的大運河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事情不那麽簡單。
唐長安城示意圖
開始的時候問題還不大。李世民統治時期，政府規模很小，軍隊也是軍農合一的“府兵製”，一年往長安運一二十萬石糧食就夠了。所以危險還沒暴露出來。到了唐高宗時代，政府規模急劇膨脹，長安城人口也跟著增加，糧食就成了大問題。最後竟然弄到了幾乎要斷頓的地步。這時，隋煬帝留下的東都洛陽又成了救命稻草。
唐帝國並不缺糧食。洛陽附近的洛口倉裡有的是糧食，堆積如山，隻不過運不到長安城而已。好在糧食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糧食不能過來讓我們吃，那我們就過去吃糧食。在唐高宗時代，一遇到關中歉收，李治和武則天就帶著文武百官到洛陽吃洛口倉的糧食去。當然，長安還是首都。等到荒年過去，李治他們還回來。整個就是一副逃荒的樣子。有的時候逃荒還逃得間不容發，狼狽不堪。永淳元年那次，跟隨皇上逃荒去洛陽的扈從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餓死，沿途倒下了許多餓殍。
於是，洛陽城再度成為一個有誘惑力的選擇。
其實，隋唐時期的洛陽在規模上，遠遠比不上長安。隋文帝的第二長安城有八十多平方公里，洛陽城只有它的一半。而且洛陽城不夠險要。它周圍也有一些天然屏障，北臨黃河，東臨洛水，周圍還有太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等八個關口，也算是形勝之地。但黃河平原畢竟是個大平原，再怎麽形勝也沒法和關中相比。洛陽的防守難度要遠遠超過長安。
洛陽最大的優勢，是它位於帝國的中心，四通八達，交往方便。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職貢所均，水陸輻輳”。關於長安和洛陽，哪個更適合做首都，這是個很悠久的辯題了。總體來說，古代知識分子認為長安有山河之固，適合應付變亂；洛陽有中土之美，適合德化天下。
李治也許是厭倦了逃荒，他開始提升洛陽的地位，將它正式定為東都，營建洛陽宮殿，稱長安和洛陽為“東西二宅”。洛陽作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確定。到了武則天時期，她做出了更大膽的決定，將洛陽定位帝國的真正首都，改稱“神都”，地位超越了長安。從此她一直呆在洛陽，很少再回長安。政府機構也都轉移到了洛陽。
（傳）唐 李昭道《洛陽樓圖》
武則天這麽做，歷史上有很多解釋。有人說她害死了皇后和蕭妃，長安宮殿裡鬧鬼；有人說她喜歡洛陽的繁華富麗。從武則天害人殺人的勁頭看，她神經強健得很，應該不會太怕鬼。洛陽的繁華倒可能是個因素。當時長安以恢弘取勝，洛陽以奢麗見長。從個人審美而言，武則天無疑更偏愛洛陽。但武則天是個精明的政治家，不會如此膚淺。她更深層的動機還是擺脫關中的影響，抹掉唐朝的痕跡，以建立她的大周帝國。按照陳寅恪的說法，武則天一手策劃了關隴集團的破滅。
陳寅恪在學術上眼界獨到，天氣巨集大。但像這種開創架構的一代宗師，在細節上往往頗有可商榷之處。他對武則天和關隴集團的分析也是如此。不過洛陽確實是在武則天手裡迎來了黃金時代，此後它再也沒有過這樣的輝煌日子。
武則天垮台後，韋後和中宗急於返都長安，那裡才是他們的權力基地。按理說，返回祖宗奠基之地，在法理上是義正言辭的。但大臣們幾乎是一片反對之聲。不少人上奏折勸諫，奏折裡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長安沒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韋後則反駁說：自古哪有逐糧天子？
從經濟上說，韋後的這個決定是不劃算的，但是從全國戰略布局看，選擇長安還是正確的。不過糧食問題不解決，就連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據全漢升的統計，唐玄宗執政頭二十五年裡，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呆在洛陽，而每次去洛陽都是因為糧食問題。
痛定思痛，唐玄宗決定大力整頓漕運。以前也不是沒做過努力。尤其是從洛陽到陝州這一段，很多人都曾設法改進。比如將作大匠楊務廉就想過一個辦法，他開鑿了砥柱旁邊的三門山。船過砥柱時不需要改牛車陸運，直接從開鑿的山路上用纖夫拉過去，繞開砥柱。但是代價非常慘重。這條山路極其危險，纖夫往往從山上墜落，動輒死亡數十人，“落棧著石，百無一存”，纖夫的哭聲震動山谷，罵楊務廉為“妖人”。
後來還是靠一個叫裴耀卿的人解決了漕運的問題。這個人在歷史上並不特別有名，但對唐朝的貢獻，其實還在宰相姚崇、宋璟之上。他認識到了按照當時的技術手段，三門砥柱是克服不了的障礙，只能走陸路。既然克服不了，他就重點在其他環節上改進。美國有過一個著名的企業管理家泰勒，他創立了有名的“泰勒製”，將工作拆分成可量化的工序，然後將每一道工序設計得最合理最高效。裴耀卿就像唐朝的泰勒。他把漕運分成幾個環節，在每個節點上都建好轉運倉庫，設計好銜接時間，由不同的專業人員實施。運糧船什麽時候進入黃河，什麽時候到洛陽，什麽時候走陸路，什麽時候入渭水，什麽時候到長安，裴耀卿都精心設計，用一切手段把成本削減到骨頭裡。
這個方案沒有牽涉到工程技術上的革命，而只是程式上的改良。但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後幾個繼任者又做了進一步完善，結果到天寶年間，每年運往長安的漕糧高達四百萬石。四百萬石糧食可以供養差不多一百萬人，足夠大唐帝國政府運轉之用。有了這些糧食，大唐還可以在西北供養一支龐大邊防軍，拓西域，抗吐蕃，滅勃律，屠石堡。帝國的輝煌就奠基在這四百萬石糧食上。
長安的崇高地位從此牢不可破，洛陽則走向衰落。它繁華依舊，但再也不是帝國的軸心。唐玄宗也不必過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絕足洛陽，留在長安過著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亂的爆發。
從洛陽到開封：安史之亂與經濟重心的南移
安史之亂是一個絕大的歷史關鍵點，影響的絕不僅是一個王朝的興衰。它幾乎徹底改變了中國，往往被認為是中國中古時代結束的標誌。在此之前，無論戰爭對洛陽的破壞有多嚴重，它都能從廢墟中重建起來。但是，這一次不一樣。
從漢朝開始，中國的經濟重心就開始漸漸南移。但是直到隋末唐初，北方還是佔優勢。以秦嶺淮河為界，北方和南方的人口當時差不多是三比二。但這個比例還在變化。安史之亂前夕，這個比例已到達了一個關鍵點：一比一。安史之亂的爆發驟然打破了平衡，南方在經濟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北方則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到了宋朝盛時，北方與南方的人口比例已經翻轉為二比三。
這背後當然有各種深層原因：戰亂、河渠失修、水土流失等等。不過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也許是氣候的改變。傳統歷史學家幾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二十世紀的科學家研究了中國的氣候變化，他們發現唐朝的氣候要比今天高些，而且要濕潤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國氣候開始變冷，遊牧和農耕的分界線開始南移，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遊牧民族的再度興起，這些現象背後都受這個力量的支配。這個力量也許比成吉思汗和朱元璋更加強大，更加無可抵禦。
在這個大背景下，洛陽衰落了，到唐末殘破已極，最糟糕的時候整個城市人口不滿百戶，恍若鬼城。
而在爭奪運河的過程中，汴州（也就是開封）脫穎而出。它控制著汴河到黃河的入口，是運河的一個關鍵點。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運的財富。最終，軍閥朱溫以汴州為基地，滅亡了唐朝，建立了後梁。
洛陽就這樣被放棄。趙匡胤曾有過一度的猶豫，考慮將首都移到洛陽，並最終轉移到長安。但這個方案最終沒有實行。從長遠看也無法實行。沒有人能對抗緩慢的大趨勢。日漸寒冷的氣候、凋敝的西北、東北方敵人的崛起，以及黃河水文的惡化，使得帝國再也不可能通過大運河供養一個龐大的西北都城。洛陽和長安也再沒能成為任何王朝的首都。
隨著運河航線的東移，洛陽的樞紐地位越來越低。當某一城市喪失政治資源時，當其又無法提供足夠的經濟資源時，就會逐漸喪失一切。北宋之後，洛陽逐漸退出了的歷史主場。到了北宋末年，洛陽又遭南下的金兵“洗禮”，之後徹底衰敗，隻作為軍事重鎮而存在。
來源及參考文獻：
李夏恩《從平城到洛陽 鮮卑帝王的“中國”夢》，《國家人文歷史》；
押沙龍《長安與洛陽相互競爭：東西二都的並立與共衰》，《國家人文歷史》；
李雅靜 吳靜《洛陽印象：“沒落的貴族”？ 或失河南第二把交椅”》，《河南商報》；
段笑蓉《宋元以降洛陽城市變遷研究》，河南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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