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關注冒名頂替，就是為了得到一個無比清白的苟晶嗎？

苟晶被冒名頂替是1997年，我考進青島海洋大學，認識了很多山東同學。

▲苟晶在接受媒體採訪（圖/網絡）

陳春秀被頂替是2004年。山東省查出242名冒名頂替者，是2016年，有兩名是中國海洋大學（我的母校）的，211、985高校。

這說明至少從1997年開始，冒名頂替就沒斷過。它甚至有蔓延之勢，在苟晶第一次高考那年，他的班主任隻敢讓女兒頂替苟晶的“高職定向委培”資格。而到了2016年，連海洋大學都有兩名頂替者。

這才是這次冒名頂替風波人們更應該關注的層面。

山東省有關方面相繼公布了陳春秀和苟晶案的調查結果，我認為速度很快，結果也是可信的——一個人要讀大學，需要辦的手續非常清楚，按照程序逐步核實就行了。

教育部門的通報，把陳春秀和苟晶的被頂替，歸結為當時檔案管理等不夠嚴格，這個說法還值得商榷。

事實上，即便是1997年，如果有任何一個環節（通知書、檔案、戶口和入學審查）不能“擺平”，冒名頂替就很難成功。

到了2016年，高考錄取的環節早就采納指紋、人臉識別等先進技術，仍然有242個人頂替成功——可能真正印證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句俗語。

▲被人冒名頂替上大學的山東農家女陳春秀（圖/網絡）

不管是陳春秀案還是苟晶案，我們從通報中都能讀出一種恐懼：所有環節的人，沒有一個意識到那是在作惡，在影響“另一個孩子”的前途。他們在為了自己的（或者關係人的）孩子而奔走，在“想辦法”，卻很少想到那會對一個無辜的人造成什麽樣的影響。

一個鄉長（陳春秀案頂替者的舅舅）或者高中班主任，就可以輕鬆搞定多個環節的十幾個相關人員，這已經不是權力的問題，而是“流行文化”了。

這是屬於基層的殘忍，所以當處理結果下來，有些人甚至會為當初的“作惡者”感到惋惜，他們看上去也沒那麽壞——幾乎都是普通人，只不過比被頂替者的處境好一點而已。

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山東，尤其讓人扼腕歎息。

山東被稱為“蔥省”，有不少我認識的山東朋友，也很喜歡吃大蔥。他們會說，做人就應該像大蔥一樣，向上生長，“清清白白”——但是在現實中，卻有那麽多人不清不白。

這就是關於冒名頂替事件的重點所在，今年的高考馬上就要開始，考生家長們看到這種冒名頂替的新聞，最該擔心的是這樣的“不幸”會不會發生在自家孩子身上。

我至今仍能記得，1997年高考公布成績後，和我的開心不同，父母和親友的反應是緊張，他們擔心會有冒名頂替的事發生。直到從收音機上聽到錄取名單中有我的名字，父親從鎮上拿回一份報紙，上面也有我的名字，大家才放下心來。

▲高考是一場影響數億中國人命運的考試（圖/圖蟲創意）

山東省及時公布調查結果，給了家長們信心。

人們希望苟晶和陳春秀的悲劇不要再發生，社會必須公平對待那些十七八歲的孩子，不僅是因為他們是“未來的棟梁”，而是因為他們更單純，更善良，也更脆弱。

所以，我不太理解為什麽現在輿論的方向變成了開始指責苟晶。她或許“虛構”了一些事實（兩次高考都沒到高職線，而不是她宣稱的成績那麽好），被錄取的是煤炭學校的委培，而不是什麽礦業大學——但是，這有什麽關係？難道你們關注冒名頂替，就是為了得到一個無比清白的苟晶嗎？

毫無疑問，輿論對苟晶的關注，和她“虛構”的悲慘處境有關。兩次被頂替，媒體還沒報過這麽慘的；其中第一次是被班主任的女兒頂替，這比被陌生人頂替更讓人氣憤，因為班主任作為掌握著信息優勢，每天都面對自己欺凌的對象，還要在台上講人生大道理。

有人假想了一個場景，更是加深了這種悲劇感：苟晶的複讀，可能注定是徒勞，因為班主任的女兒已經用了她的檔案，她就沒有參加考試的資格了。

當初看到這個猜想的時候，我就知道這很幼稚。

我相信，每一個能夠冒名頂替的，都能製作一份“看上去合格”的檔案。苟晶的班主任最後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女兒用了苟晶的檔案，但是並沒有影響到苟晶複讀再考——1997年，每一個複讀生都可以擁有一份新檔案。

▲苟晶的高中畢業證書（圖/網絡）

很多人對苟晶的恨，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有媒體總編輯指責苟晶“汙染互聯網道義空間”（他自己一直在掌管著道義空間呢），還有人稱那些對苟晶進行人肉、到她直播間辱罵的行為，是“人民的起義”——這可真是人類歷史上最痛快而輕鬆的起義了。

人們痛恨苟晶，是因為發現她“說謊”，騙了自己。這和當初被她的故事打動，在網上為她呼籲一樣。

其實，他們真正關心的是自己。被感動的時候，證明自己是正義的一方；發現“被騙”，加倍譴責苟晶，則不但洗刷了自己被騙時的智商受辱感，也讓自己的正義感加倍了。

不管邱老師和苟晶最後境遇如何，這些人總是贏家。他們是在狂歡，但是也可能是最冷靜的，因為他們從來顧及的只是自己的感受。

然而，你不得不為這樣的狂歡感到擔憂，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最初那個追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