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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歲男孩患愛滋,我們該如何面對輸血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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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曾有媒體報導過這麼一件事:貴陽一個2歲男童居然感染了愛滋。

而男童的父親則懷疑是2017年孩子在醫院治療時感染的,男童父母HIV抗體檢查均為陰性。

而在8月9日,貴州省衛計委公布核查結果,認為目前沒有證據表明患兒是在醫院輸血、使用血液製品和侵入性操作的過程中感染了愛滋。

排除了性、母嬰兩大傳播途徑,偉偉的父母一直懷疑孩子是在醫院接受治療期間感染愛滋,他們對該結果無法接受。而「沒有證據」的說法顯然也沒打消關心大家最初的恐懼:如今在醫院用血都不是100%安全嗎?

愛滋病視窗期:四百萬分之一的噩夢

輸血和愛滋病聯繫在一起,貴陽並不是第一次。

2015年初,福建5歲女童毛毛(化名)被確認感染愛滋病,最終的調查結果顯示,感染原因是她在2010年的心臟手術中輸注了HIV抗體檢測陽性獻血者的血液。

為什麼沒有提前發現愛滋病毒?答案是三個字:視窗期。

所謂「視窗期」是指人在感染愛滋病毒後的3~6周,愛滋病毒還在繁殖過程中,量比較少,人體還沒出現相應的抗體,各種檢測技術也就無法檢測出來。這就可能導致一個糟糕的結果:血液本身是有問題的,但因為當時沒檢測到病毒抗體,而被當作安全的血液使用。

毛毛因為輸血感染愛滋病毒,就是因為輸入了處於「視窗期」的血液。

一個尚未經歷世事的孩子感染了無法治癒的愛滋病,「視窗期」的解釋有些蒼白無力,但「視窗期」是醫學難題,至少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無法消除,只能盡量縮短,比如核酸檢測技術已經將愛滋病毒的視窗期縮短至1周左右。

《2016國家血液安全報告》指出,我國血站核酸檢測HBV(B肝)、HCV(C肝)和HIV(愛滋)的殘餘風險分別降低到1/10萬、1/500萬和1/400萬~1/300萬。

誠然,核酸檢測技術已經將安全風險控制在盡量下的範圍,但就是這極小極小的概率,如果以某種形式發生在某個人的身上,都是100%的噩夢和悲劇。

不過,北京市紅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劉江在2015年接受《南方都市報》的採訪時表示,經核酸檢測後的血液病毒含量很低,萬一發生血液傳染,從治療角度說,控制病毒複製的療效將非常明顯,如果早期發現,治療也容易得多。

血液管理30年:回頭看都是驚嚇

1616 年,英國人威廉.哈維第一次提出了血液循環理論。在此基礎上,人類嘗試動物輸血、人輸羊血、人人輸血,這個過程中一些人幸運得救,當然更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以致於當時的政府下令禁止輸血。

直到1900 年,人類才知道 A、B、O 三種血型之分,且某些血型之間不能互輸。站在這個時間節點往歷史深處看,早期輸血簡單粗暴,甚至幾乎野蠻,不敢想像有多少人因為血型不合而喪命。

同樣,當我們站在2018年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血液檢測歷史,這種「細思極恐」也是存在的。以檢測項目來說,根據《2016國家血液安全報告》,我國大體經歷了以下過程:

20世紀50年代,開始檢測血型;

60年代增加血紅蛋白和肝功能檢測;

70年代增加B肝表面抗原的檢測;

1980年增加梅毒螺旋體抗體檢測;

1993年增加C肝抗體檢測,並在高危人群中增加愛滋病病毒檢測;

1995年對全部獻血者進行血紅蛋白、血型、丙谷轉氨酶、B肝表面抗原、C肝抗體、愛滋病病毒、梅毒7項檢測;

2015年,浙江、福建、廣東3省開展人類嗜T淋巴細胞病毒(HTLV)監測;

1998年開始我國開展無償獻血,同年施行的《獻血法》規定,血站對採集的血液必須進行檢測,未經檢測或檢測不合格的,不得向醫療機構提供。

現在排查C肝患者,往往會有一項提示:是否在1993年之前有輸血經歷。

這就是因為當時C肝病毒還不在血液篩查範圍,通過這個途徑患上C肝的風險很大。

不斷增加的項目大大提高了血液安全,但同時也受製於檢測技術,比如前文提到的縮短愛滋病毒「視窗期」的核酸檢測,我國在2015年底才實現血站的全覆蓋。

技術在進步,風險一直在降低,但也一直存在。

血液安全:有天災,也有人禍

如果說檢測技術的局限性是人類發展過程中的不可控因素,那人為操作失誤導致的問題則更讓人心痛。

2017年1月,浙江省中醫院有5例患者確診為愛滋病,其中兩名孕婦。

經過調查,傳染源是一名治療者在治療過程中因個人原因在醫院外感染愛滋病病毒,而致命的是一位技術人員違反「一人一管一拋棄」操作規範,在操作中重複使用吸管,造成交叉汙染,導致部分治療者感染愛滋病毒。

這起醫療事故也掀出另一個內幕:有些醫院為了節省成本會將一次性工具反覆消毒重複使用。

2018年,這起事件有了最終結果,涉事醫生犯醫療事故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

處罰或輕或重,但與愛滋共存的一生,只有患者自身來承擔。

輸血風險:普通人該如何面對?

接二連三的輸血感染愛滋事件,讓很多人對輸血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懼。

的確,輸血涉及血液,而血液傳播正是愛滋病毒的三大傳播途徑之一,但大家不必過分恐慌。北京佑安醫院性病愛滋科副主任醫師劉安表示:自己工作13年,沒有接觸過因為正規管道輸血的愛滋病患者,而且目前我國愛滋病以性傳播為主,更應該警惕性接觸。

當然,每個人獻血、輸血都不要掉以輕心:

不要為了檢測選擇去獻血;

有高危性行為者應該主動放棄獻血;

不提倡過多輸血,能不輸則不輸,能少輸則不多輸;

如果情況允許,最好採取自身輸血。

但說到底,輸入異體血,並承擔相應風險,往往是作為一個患者的不得已,建立健全相關制度,守護獻血——輸血的全流程安全顯得更為重要:

針對獻血環節,除了加強檢測技術,2009年開始,北京等地區推行了黑名單制度,將血檢陽性的獻血者加入黑名單。

福建愛滋患兒事件發生後,福建省血液中心副主任賴東生接受媒體採訪時則表示,政府相關部門應該加快建立經輸血感染病毒的相關保險和補償機制。

也許我們始終無法消除百萬分之一的風險,但總是有辦法讓這個概率離我們遠一些,再遠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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